镇守一方的地方官以“坐探”作为搜集情报的“耳目”，则让我们看到一种层级化、隐秘性的政治文化。这种“耳目文化”所指向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确保信息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及其准确性，以利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坐探报告关于人事变动的传闻,出自《张曾敭档九》。
1900年，受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举荐，试用县丞李景枚入职上海文报局，参与该局日常事务。供职期间，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文报局的驻局委员。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另外一个身份——浙江巡抚衙门的驻沪坐探。
“坐探”，亦称“坐探委员”，简言之，即为官员派驻某地的探员，专事各类信息与情报搜集。坐探非幕友、长随，充任者多为候补官员，但他们又并非正式职官。因此，清代各类会典和政书对这个群类的人并无着墨。所以我们今天对坐探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在晚清官场、政局中的位置与影响亦知之甚少。
如果说幕友、长随为地方官的手足，为其排忧解难、鞍前马后；那么坐探则不失为其耳目，为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1895年，候补知县曹和济奉河南巡抚刘树堂之命前往天津探听中日战争的军情。对所担角色，曹和济有一番自述：“乙未春，奉巡抚刘公檄，作谍津门，五阅月，耳目隘，粗得闻见。时会集江、浙、闽、蜀先到之刺探诸君，又采诸舆评，当日搆衅偾事各缘由，稍稍悉梗概。”（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作谍”、“耳目”，这是曹氏自陈，亦是作为亲历者的他对坐探这一角色的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