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

■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

周作人自比为“啮雪海上”的苏武，叫南中莫把他当作“纳首北廷”的李陵看待。认清时代的周黎庵却点出，苏武与李陵的典故已经失效，今日之“匈奴”绝不许有苏武存在。周作人虽不至于自己送上门去做汉奸，但被动地沦为“诗赋萧索”的庾信，却是迟早的事。

关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无法绕开周作人“落水”的问题。重构周作人“落水”事件，首先需要区分动机与效果。事实上，周作人当时的“真实意图”几乎是不可还原的，而言动产生的社会效应，则可以从舆论、清议乃至流言蜚语中倒映出来，不如将周作人“落水”事件看作是话语衍生、膨胀的过程。

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显现出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便完成了从士到知识人的身份蜕变，周作人在沦陷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亦无法自外于士林内部的道义制衡机制。在战争的非常态下，士作为道义团体的形象，无疑压过了其在知识传承中扮演的角色。所谓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意在修正对“道义之士”全知全能的假设，凸显过程的不确定性，而不仅是选择本身的是非对错。既然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还原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如考察外部的舆论压力如何左右局内人的出处进退。

“方外唱和诗钞”

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上，刊出了“藏晖居士”与周作人的《方外唱和诗钞》。编者按语称，“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现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将他与藏晖居士的唱和诗给我们发表，这是很难得的”。这组赠答诗，不仅对卢沟桥事变后滞留在北平的周作人个人而言，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华北文坛，乃至抗战初期整个文化界而言，也是不可轻视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