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再版了《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
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读档案时，发现郑振铎、李济两则亲笔手写材料，具体出处为全宗号：五，案卷号：1359（3）。这些材料不见于公开出版发行品中。细读此两则材料，既富有生气淋漓的历史感，又颇增长闻见。
郑振铎、李济，一为藏书家、文学史家，一为考古学家，两人的亲笔文字之所以能一起出现，缘于他们参与了1947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起的学术著作评奖活动。该评奖涉及范围甚广，基本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等基础部类。为保证公允，每部著作由三位评审专家共同审读。评阅人基本都是一时之选，如吕思勉、柳诒徵、汪东、陈寅恪、金毓黻、缪凤林、萧一山、汤用彤、钱穆、唐兰、卢前、顾颉刚、萧公权、陈之佛、朱光潜、徐悲鸿、洪深、余上沅、陈铨等人。
郑振铎、李济审读的著作为《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作者为王子云。据王子云1947年8月10日填写的“专门著作申请奖励说明书”介绍，此人籍贯江苏省萧县，毕业于法国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现任国立西北大学教授兼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此书详述了中国历代应用艺术的演变及特征，包括历代建筑物雕刻品以至工艺品上的应用图案。其书目的有三：一是阐发中国固有民族文化并培养国人自信自尊之意识；二是供国内外研究中国艺术考古及历史者参考；三是指明民族工商业今后在图案上应当改进的正途，使之能行销海外争取市场繁荣民生。王子云的推荐人为刘季洪、高明，前者是西北大学校长，后者为西北大学教务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们对该书评价颇高，以为此书在中国出版界会有“耳目一新”之感。
相对推荐人评语而言，三位审查人陈之佛、郑振铎、李济的审读意见则大相径庭，分歧颇大。
陈之佛1947年11月4日所写评语认为该书有三方面优长：第一，“有学术研究上之价值”；第二，“所采资料虽未详尽但选择亦颇精当”；第三，“于文化及工业均有影响”。故陈将其列为二等奖。
郑振铎1947年9月17日所写评语则较为详尽，评价亦颇高：“我国关于应用艺术之图书极感贫乏。本书殆为空谷之足音。分建筑装饰、雕刻装饰、工艺美术装饰三编，自砖瓦、石刻、造像、碑志、陶瓷、铜器、玉器，以至钱币、雕漆、织绣之图案，无不包罗在内，颇称详备。多附插图尤切实用。作者虽无异特之见解，而叙述殊有系统，简明扼要，允为佳作。惟第三编关于陶瓷、铜、玉器等之记述，略嫌简略，与前二编详略不称，又编末附‘脸谱’图案，似亦可删。图片来源及参考书目必须注出及加入。具有相当之独创性，且有学术价值，应请给予第三等奖。”
按常理言，凡是对著作读得越仔细，意见则越详细、越具体，甚至还会发现很多纰漏。从这个角度而言，陈之佛大概是读得最粗的一位，郑振铎读得相对具体些，李济无疑是读得最仔细、最认真的一位，因此他的评语写得最长，评价最低，直斥王子云为“不读书”。
李济的评语分五个部分，逐条陈述，层层批点。由形式到内容，从具体细节到章节安排、史料剪裁，细致剖析。李济的详细意见如下：第一，从标题看，该书显然以图为主要题材，然书中所附拓片及绘图或过小或摄像技术欠佳，而且大半阙如，让阅读者“凭轮廓空白想像其如何正确或如何美丽，实为不可能之事”。第二，利用原始资料为此书一大长处，惟其于所引用材料虽有个别阐释，但其诠释所及并不包括收藏一项，“甚少加以说明，使阅者无法判定其究极价值”。第三，本书既以历代应用艺术为题，按理不应偏重一隅之材料，虽然踏查全国收集资料非一人所能为，“但见于著录者，理应予以充分注意。作者似不甚喜读书。故与本题有关之书面参考资料并未作详尽之阅读及谨慎之选择”，尤其对陶瓷铜器玉器等之专门著作“隔绝甚远”。第四，敦煌壁画龙门云冈石窟雕刻，诚为中国艺术盛迹，但是否可列入“应用艺术”则是一大问题。李济举例书中引元代壁画欢喜佛一例描写男女拥抱作欢合状，王子云解读此造型“多富有装饰意趣”，李济直斥“此怪说也”，谓“宗教艺术皆有其超艺术之目的，艺术本身实只宣传媒介。敦煌遗迹即属于此一范畴，其雕刻及壁画，分别论列，除其宗教含意外，诚有其不可磨灭之纯艺术及历史价值，但营造家若不加选择，依样葫芦全部抄袭，装饰一现代建筑，必弄巧成拙”。李济反问这所谓具有装饰意趣的欢喜佛若扬弃其宗教背景而用作现代建筑的装饰母题，将成何景象？实在是无法可想。第五，考据虽非本书所长，然本书研究范围既冠以“历代”为题旨，自应有一较为正确之时代观念，“作者于此，亦未下过真工夫”。李济从书中摘出一处论断——“殷商之世，鸟曹昆吾，相继发明砖瓦，于是规模宏大之宫殿，得以建兴”，评价“此真耳食，无任何现代考古学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