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出台不到一年，各地已是怨声载道，从浙江省在1930年初反馈的情况来看，全省从事纸马生产和销售者有五十万之众，勒令这些人仓促改行，会造成极大的失业问题，造纸业等下游产业也会大受影响。城市中的情况相较而言更容易掌控，但如要将政策推广到乡村，则需投入更多的警力。在政策推行最彻底的江苏省，各地警方尤为严厉，引发了社会恐慌，镇江、扬州、无锡等地从事香烛、锡箔、纸马这类“迷信”产业的从业者们联合起来，组成同业公会，抵抗内政部的政策；1930年底，年关将至，由于难以买到送灶祭祖用的香烛纸马，上海市也陷入恐慌，市商会不得不向社会局协调，请求警察降低没收处罚标准。浙江省政府在政策推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国民政府反映情况，恳请变通。
出现这种情况，已不是知识分子们可控的了，虽然顾颉刚曾批判国民党的“反迷信”政策，他认为“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但是，这种声音很快就被当时处于知识界霸权地位的“科学主义”所淹没。而纸马这类的民间习俗及制作纸马的民间工艺，我们今日再也无法在上海这类的现代化大都市中看到。
所幸，当回忆起逐渐消失的习俗时，人们还来得及礼失求诸野。在当下的江南乡镇，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些传统习俗。在苏州和无锡郊区，纸马的需求量依旧很大。虽然印制纸马的雕版已在历次反迷信运动中损毁，但人们又开始使用电脑制图技术印刷纸马。只是传统手工业的纸马工艺，在挺过了百年来的诸多反迷信运动之后，却不得不向现代科技低头，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