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本是民间过年的传统风俗，近些年，出于环保等方面的考量，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限制烟花爆竹燃放，于是很多城市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了。和烟花爆竹一样，“纸马”自古以来也是过年必备的，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有记：“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而在《清明上河图》中，亦出现一处专营纸马的沿街店铺，可见宋代时已有专营纸马的店铺，在过年前生意正好。不过，在上世纪初，纸马也曾被视作是“洪水猛兽”，甚至一度成为违禁年货。
《清明上河图》中的“王家纸马”
联通人神的纸马
纸马为何物？马是古时最快捷交通工具，可以传递信息；作为纸制印刷品的纸马，在祭祀时便自然而然地承接了人神之间快速沟通的职能，人们相信，印有神像的纸马在祭祀之后被焚烧，他们的诉求也就随着灰烬径达九天了，故而祭祀前需要先摆纸马请神，把一张张纸马竖着卷起来，里面放纸钱，供在神案上，祭祀后再焚烧纸马送神。
供纸马送灶。窦恒摄
清人虞兆隆在《天香楼偶得》中写道：“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彩色祭赛，毕即焚化……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按照图像，纸马可粗略分为两类。其一，为纸上印有披甲天马者，此类或被称为“甲马”，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解释说：“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以乘骑之用”。据说这类印有天马图案的彩画具有极强的灵力，堪称天人两界的高铁。清初李王逋在《蚓庵琐语》中记载了一例当时的纸马故障：苏州高道施道渊行法，召唤温元帅下凡捉妖，俗言请神容易送神难，温元帅在完工之后居然赖着不走，“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最终施道渊发现这是由于“马足有疾，不中乘骑，因取未化者视之，模板折坏，马足断而不连”，于是“乃以笔续之，帅遂退”。此类可视为广义上的纸马之一。
印有披甲天马的纸马
而生活中更为常见的则是另一类纸马——印有各类神佛画像的纸马，一张不大的纸上，印有不同的神祇，各自对应着天界仙佛。在不同的祭祀场合，只需按照所需的神灵选出相对应的纸马即可。中国的众神世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各式各样的纸马在大江南北均能找到用武之地。《金瓶梅》中，李瓶儿去岳庙进香祈愿，便花一吊钱买了“纸马香烛”；后西门庆患病，正室吴月娘也是“备办香烛纸马祭品之物”，代其上泰山求祷；《儒林外史》里描写结拜场面，由于条件有限，也只能“就在那河厅上面供了文昌帝君、关夫子的纸马，两人磕过头”；至于范进中举时，范进母亲因开心过度，痰迷心窍而亡，胡屠户只得请僧人来“拜梁皇忏、放焰口”，更是需要“去约僧众并备香烛纸马写疏等事”。晚清的上海青楼中常有宣卷表演，嫖客与妓女借看演出之机相互调情，在这种场合下，也需把纸马摆出供上；就连袁世凯去世时，当时国务院所设的祭席上除了挂袁世凯遗像之外，也是摆有相助纸马等物。可见，求神办事，婚丧嫁娶，无不需要纸马。
晚清《图画日报》所刊宣卷图，案上供有一排纸马
逢年过节，纸马更是少不了的。《红楼梦》中描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只见“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当时举国习俗即是如此，江南更甚，自腊月廿四送灶起，便要在家中供奉焚烧灶王纸马；之后“先几日扫屋尘，供诸神纸马，具牲醴，设果饼，以酬卒岁之平安，曰做年。事毕祭先……”；过年祭拜先祖时，要设家堂纸马；大年初五接财神，又要提前置办五张精致的“路头财马”，分别为招财童子、利市仙官、五路大神、赵公元帅、田公田母。各类纸马称得上是种类繁多，彼时上海的小校场和棋盘街一带，便有众多店铺印制出售纸马，市场繁荣。
“路头财马”
纸马禁令
然而就在八九十年之前，江南地区逢年过节焚烧纸马的习俗竟被知识分子们视为陋习。先是民间有反对春节期间使用纸马的呼声，继而江浙沪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政策，限制纸马的生产与买卖，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奇事。
当时人反对纸马，自然不是像现代人反对燃放烟花爆竹那般，出于环保方面的考量。诚然，纸马有多般不好，焚烧纸马产生灰尘；印制纸马费时费力；购买纸马消耗钱财；纸制品又极易引发火灾，各地多见纸马铺失火的记载。然而，这些通通不是当时人们反对纸马的理由，纸马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纸马太迷信！
早在清末起，便有不少知识分子将中国国运不盛的原因，归结为知识方面的落后，以及人民的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成为了救国良药，与之相对应的“迷信”就该被大加挞伐。而若要“开启民智”，就必须把民众思想中的迷信因素剔除出去，塑造“新民”。“反迷信”成为知识界的共同目标。于是，科学之外的风水、魂魄、鬼神等超自然事物，皆被归为迷信一类。上世纪初，陈独秀在《恶俗篇》中即写到“人们烧香信佛，打醮做会，是上了大当”，“烧香信佛，打醮做会”所需的纸马，连带着被归入迷信一类了。既然灶王爷和财神爷是不存在的，那送灶和接财神时所需要的纸马，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各大报刊上纷纷开始出现批判焚烧纸马这一陋习的文章。
最终，知识分子们的愿望被官方所采纳，全国各地的寺庙神祠被政府收编，改用作教育事业，寺庙之外的民间习俗，如纸马一类，也开始受到打压。彼时国民政府已完成北伐，终于可以将精力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根据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的构想，不但要消灭“政治之害”，也要断绝“风俗之害”。不幸的是，纸马就被归为了“风俗之害”的一类。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上海教育局上交提案，建议设立“纸马捐”这一税收款项，对于从事纸马这类“迷信”产业者，应课以重税，当做是“社会教育经费”。紧接着，1929年10月，内政部制订了《风俗调查纲要》分发各省，为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做准备。与此同时，北平市公安局已开始在年底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禁售阴历年关纸马”的活动。30年初，蒋介石在国府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上强调了改革社会习俗的必要性，内政部令行全国，颁布《取缔经营迷信用品业办法》，限纸马行业的从业人员一年之内改行，再有经营纸马者，纸马会被警察没收，纸马铺的店主经理还会被拘留罚款。
浙江省民政厅转发的风俗调查纲要
新政出台不到一年，各地已是怨声载道，从浙江省在1930年初反馈的情况来看，全省从事纸马生产和销售者有五十万之众，勒令这些人仓促改行，会造成极大的失业问题，造纸业等下游产业也会大受影响。城市中的情况相较而言更容易掌控，但如要将政策推广到乡村，则需投入更多的警力。在政策推行最彻底的江苏省，各地警方尤为严厉，引发了社会恐慌，镇江、扬州、无锡等地从事香烛、锡箔、纸马这类“迷信”产业的从业者们联合起来，组成同业公会，抵抗内政部的政策；1930年底，年关将至，由于难以买到送灶祭祖用的香烛纸马，上海市也陷入恐慌，市商会不得不向社会局协调，请求警察降低没收处罚标准。浙江省政府在政策推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国民政府反映情况，恳请变通。
出现这种情况，已不是知识分子们可控的了，虽然顾颉刚曾批判国民党的“反迷信”政策，他认为“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但是，这种声音很快就被当时处于知识界霸权地位的“科学主义”所淹没。而纸马这类的民间习俗及制作纸马的民间工艺，我们今日再也无法在上海这类的现代化大都市中看到。
所幸，当回忆起逐渐消失的习俗时，人们还来得及礼失求诸野。在当下的江南乡镇，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些传统习俗。在苏州和无锡郊区，纸马的需求量依旧很大。虽然印制纸马的雕版已在历次反迷信运动中损毁，但人们又开始使用电脑制图技术印刷纸马。只是传统手工业的纸马工艺，在挺过了百年来的诸多反迷信运动之后，却不得不向现代科技低头，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