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邵武市博物馆藏银鎏金魁星盘盏,左图为该魁星盘盘底。
“这回好个风流婿”:科举社会的实物图证
右图为江西省博物馆藏新建出土的银鎏金魁星盘。图片均选自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中国书店,2015年版)
虞云国
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自然也包括婚姻与家庭。宋代进士地位大异于唐代,只要唱名及第,就能“释褐”授官,圆上民谚说的“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钱,有钱便有田”的富贵梦。于是,科举制给择婿婚配也竖起了新标杆。
科举制促成了士大夫官僚的崛起,构成唐宋社会变迁的主题之一。宋代奉行“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的原则,向全社会各阶层开启了科考及第、出仕为官的门禁。诚如南宋戴表元所说:“名卿士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有人统计过文天祥为状元的宝祐四年(1256)那榜进士,来自平民家庭与出于官员家庭的人数比约为7比3。倘将这一数据与范仲淹断齑画粥、欧阳修欧母画荻等经典故事相匹配,确实印证了贫寒之士由科举入仕而终成名臣的现实可能性,彰显出宋代科举的相对公平性,以致有学者把宋代称作“科举社会”。
当然,不是每个状元都能做高官,事实上,历朝状元能做到封疆大吏、六部尚书的很少、大学士基本没有,虽然在中状元的时候风光无限,但仕途往往都是平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