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国涌
我曾说过，“五四”是一个值得生活的时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有十分丰富的不同侧面，不同的人可以追求不同的梦想，不同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过不同的精神生活。“五四”其实还没有那么政治化，只是职业革命家们、林林总总的政治党派要借“五四”的开放氛围，将青年人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在北大求学的俞平伯晚年写诗念念不忘的就是“五四”的多元，“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北大中国文学门，一个班的同学办出了三种不同方向的杂志：《新潮》《国故》和《国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内，既有提倡新文化、新价值的《钱江新潮》，也有针锋相对的《独见》。
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的才子胡兰成赶上了“五四”的尾巴，他在杭州读中学，呼吸到了那个时代自由和青春的空气，在《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中都透露出了他对那个带着朝露的时代的欣喜——
“新出的刊物与书，青年争先买来看，好像早晨上街买小菜蔬果的鲜洁。他们千里求学，跟名教授转换学校，不在乎文凭。他们的爱情像天上星辰的皎皎，他们的追求理知亦像天上星辰的迢迢……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