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到任北大校长。以此为起点，北大改制，陈独秀受邀北上，《新青年》移至北大办刊，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回国任教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其时，中国的文教制度正在经历从“学堂”到“大学”的艰难转型，蔡元培力挽狂澜，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的官僚作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不拘一格吸纳人才，一时间，各种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在这个试图自外于政治的学术阵地，围绕新思想和白话文运动，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继20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至“五四”，中国的文化范式和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型，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变局中，新文化运动并非现代化的肇始。自甲午战败，主导传统秩序的儒家士大夫就开始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曾国藩等士大夫就已经用“中学”“西学”等词汇描述其所处理的对象：中国、西方的知识、价值甚至制度，被涵括于“学”这个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晚清的激进思想也初露端倪，出现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这样批评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知识分子，作为文教和政教主体的士大夫阶层，也在政府和社会中，努力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推动立宪运动，变革广泛深刻。只是到袁世凯1914年复辟，文化保守主义氛围渐浓，这一“变局”遭遇了一次严重挫折。但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前，支撑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崩塌：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