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古代藏书起源
中国最早的图书形式——简牍与帛书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书籍，一般指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在一定材料上记录知识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从文字出现到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图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出现了图像文字。到了商代后期，汉字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语法构造、能表达一定思想的文字了。这一点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得到了证实。殷墟甲骨文使用的单字约有4500个左右，目前已认识的约有1700个字。甲骨文已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殷商时期甲骨文形声等四种形式，为后来的汉字发展打下了基础。甲骨文是把当时占卜时占问的事件和结果刻在龟腹甲和牛肩胛上的文字。商代人十分重视这些卜辞，作为文献档案保存起来，以备查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用铜锡合金铸成的器具即青铜器出现了。商代后期已有人在青铜器上铸字或刻字，以记载重要的史实。我们把这些青铜器上铭辞，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周代金文多为颂扬功烈及庆祝赏赉（lài）之作，记载了征战、俘获与赏赐，铭辞写得很具体。但所有前述的甲骨或铸有铭文的青铜器，虽被赋予了图书的某种功能，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书，还谈不上有目的的图书收藏。
我国图书出现的最早形态是简牍（dú）与帛书。简，以竹作原料的称为竹简，用木作原料的，则称为木简。形状是长条形的，尺寸不等，多数长约汉尺二尺四寸左右（约合55厘米）。为了防蠹、防潮，把竹剖成条状（牒），然后用火烤，使水分蒸发掉，这种处理办法称为“杀青”。殷商时期甲骨文这也是现在仍称书文完稿为“杀青”的来源。这样的竹条用笔和墨去写，就成了简。牍是木板，大约有汉尺一尺见方，用以在上面写字。简册是指按顺序用绳子穿起来的一束简。一般多用二道绳穿成。为结实起见，有的采用皮绳，这种皮绳亦称“韦”。古书记载孔子晚年喜欢读《周易》，由于经常阅读以至把编连简册的皮绳磨断了三次，史称“韦编三绝”。
有关简牍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但至今尚未发现过商简实物。西汉武帝末年，在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竹简，是发现的最早竹简。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在河南汲县魏襄王墓中，发现了约2500多枚竹简，后世称为汲冢（zhǒnɡ）书。殷商时期甲骨文经整理有16种古代著作，其中有《竹书纪年》、《国语》、《穆天子传》等。20世纪初至今共有近30起竹简出土，其中以1975年湖北云梦一次出土1000多枚秦简为最多。
与简书同时流通的还有帛书，帛书亦叫缣（jiān）书。帛是丝织品的通称，帛书就是把字写在丝织品上的图书。春秋战国时提到图书时已是竹、帛并称，如《墨子》中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的提法。《韩非子》、《晏子春秋》等也屡屡提及帛书。帛书在春秋时尚不十分通行，但在战国时期已经比较普遍。我们现在所见出土最早的帛书是1942年发现的战国缯（zēnɡ）书。虽然帛比竹简使用方便，但价钱昂贵，所以没能成为取代竹简的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在纸张出现之前，竹木简和帛书是我国图书的主要形态。这个时间大约从战国至三国之间，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前后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国家藏书机构——藏室的产生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古代中国的藏书机构与管理人员从何时开始设置，由于文献不足，实难确定。根据现有的史料至少可以推断，早期图书和档案并没有严格的区别，统称为图籍，并由史官管理。因此中国最早的藏书是官藏。
我国周朝的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图书馆的雏形——藏室，并设置了专司管理的负责人——守藏室之史。著名思想家老子（前571～前480）就是东周王室守藏室之史。《史记》上说：“老子者，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当时周朝故府古代保存文书的地方，亦称藏府。收藏大量的资料，主要是各国的史书，有“百二十国宝书”。
孔子修《春秋》去收集材料，有“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之说。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周朝藏室保存的简策文献是可以供人查阅的。不仅如此，孔子为要了解当时人们行动规范的“礼”，专门去请教老子。史书上有“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的记载。老子是既占有大量历史材料，又有丰富知识的“守藏室之史”。这个故事发生在孔子34岁时，即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从图书馆功能的角度来说，这恐怕是世界上记载最早的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了。
古代文献上关于图书典藏的直接记载较少，但我们还可从一些其他史料中印证这个问题。《左传·鲁昭公二年》（前540）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据此记载，鲁国官藏中收藏周室之书是丰富的。《左传·鲁昭公十五年》（前527）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景王姬贵问一个叫籍谈的人为什么姓籍？籍谈答不上来，景王告诉他，因为过去他的高祖“司晋之典籍”（即掌管晋国图籍），“故曰籍氏”。可见春秋时期各国都已建立了管理图书、档案的专门机构，并设置了专门管理人员。
私人藏书的出现
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又引起了政治上变法与革新。这些变化促进了学术与文化的进步，造成了私人讲学与著述的出现。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讲学和私人著述的开创者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私人讲学与著述的产生，打破了官学对知识的垄断，打破了只有史官才能记言记事的陈规，到了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名、法、阴阳等派别“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都聚众讲学，表达他们的主张与思想。儒家尚仁贵中主张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法家主张严格法制，名家主张讲究名实，阴阳家主张观天象察四时，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
这些不同的学派继承前人文化的方式不外有二：一是师生相授，口耳相传；二是阅读先代典籍。先秦诸子根据个人的认识，发挥自己的见解，同时又需要用先辈和同辈诸子的思想学说来丰富自己，因而需要占有图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私人藏书首先在先秦各学派的学者中出现了。成语“学富五车”来源于《庄子·天下篇》中“惠施（前370～前300）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又如墨子（前480～前397），对古代圣贤非常推崇，言谈中常引《诗》、《书》及各国《春秋》。墨子周游各国时就带了大批书。史书记载墨子“有书三车”，显然，丰富的藏书为他掌握各家学说与主张提供了可能。
《史记·苏秦列传》还讲了一个故事：苏秦在齐国学艺，并在外游历多年，试图说服各国君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落魄归来，受到家人的嘲讽。他十分伤感，搬出他的数十箱藏书，发愤攻读一年，总结出了他的合纵理论。最后佩六国相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以上史实说明，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批判别人的思想，争取自身的社会地位，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注意自己藏书。
本文节选自《中国藏书史话》作者：焦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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