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4日，周日的凌晨，相约聚会的几个街坊路过圣帕特里克教堂，发现有两辆陌生的汽车停在教堂对面的街角，里面坐着人。聚会的人中有一个是军方高官的儿子，于是去警察局报警，警方在知道其家庭背景之后，才派出巡逻警察。几分钟后，警车开到了这两辆车旁边，进行了交谈，街坊们听到了对话：“我们是来杀左翼分子的。”街坊们心中放松了，他们仍好奇地不时探头看。后来，看到了这两辆车上面下来两个人，手里拿着长枪，进入了教堂，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些人是去杀害神父的。
阿根廷漫画。玛法达指着警察的警棍说：“你们看到了么，这就是那根打破意识形态的棍子。” 天亮之后，人们聚集在教堂门口，等待弥撒，而教堂迟迟不开门，人越聚越多，负责弹管风琴的乐手跳窗进了房子，发现了五具尸体，三位是这座教堂的神父，两位是神学院学生，他们住在这个教堂西侧的房子里。尸体上盖着一张画布，上面画着阿根廷当时流行的玛法达漫画中的一幅，玛法达指着警察的警棍说：“你们看到了么，这就是那根打破意识形态的棍子。”墙上还用粉笔写着：“为我们被炸死的兄弟们复仇，我们会胜利的，祖国万岁！”“这些左翼分子死了，因为他们的思想被污染了。”“这些人是第三世界教士运动成员。” 人们震惊了，军政府上台前，也有过个别激进教士被暗杀或失踪的例子，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明目张胆杀害整个教堂所有神职人员的案例。那究竟是谁杀害了他们五个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两天前，7月2日，联邦警局被炸，18名警察被炸死，66人被炸伤。根据教堂墙上留下的字迹，应该是警察局的报复行动，那他们如何确定这五个人与这一爆炸案件有关呢？这个问题一直牵引着这个教区的人们，教会和邻居们开始搜集证据，保存现场的资料，生怕有人回来销毁任何的证据，期待有朝一日能揭示真相。 圣帕特里克教堂属于帕罗蒂教派，这一教派是在19世纪中叶由罗马的文森特·帕罗蒂建立，在爱尔兰和德国传播较广。19世纪初，英国入侵拉普拉塔河地区，大量的爱尔兰移民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安东尼奥阿雷科镇（San Antonio de Areco），于是这支教派也在阿根廷生根发芽。最初教会从爱尔兰派出神父，后来在阿根廷本土成立神学院，培训自己的神职人员。190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贝尔格拉诺社区建立了礼拜堂，1967年成为了圣帕特里克教堂。帕罗蒂派教民人数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相对较少，当时全国只有17个教士，影响范围也有限，教堂也只面向爱尔兰后裔或邻近居民。该教派虽然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在整个阿根廷教会中却没有话语权。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和麦德林召开的拉美主教会议的影响下，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的教会引发了一次大的浪潮，许多神职人员认同“优先拣选穷人”的观点，认为教会不能再远离穷人了，要让这些受压迫的穷人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还爱他们，是当务之急。拉美出现了“第三世界教士运动”，主动接近穷人，在贫民窟做着社会工作，其中少部分的成员支持暴力革命。这一运动参与人数很少，其影响力却非常大，许多神职人员不属于这个组织，但是认同其观点。圣帕特里克教堂所在的地区，当时是阿根廷政府官员和军方高官居住区，经济比较富裕，思想上比较保守，这里的教堂神职人员与其他地方的激进思想相比，并不突出，但在这个保守的居民区，其些许的进步思想便凸显了出来。 五位受害者中，三位神父虔诚博爱，配合默契，为帕罗蒂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吸引到了许多青年人，组织他们对现实进行分析，定期出版杂志《相遇》，其中有一期以庇隆为封面。牧师公寓墙上挂着切格瓦拉的头像。其中凯里（Alfredo José Kelly）神父是该教区主教，在他7月1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自己收到匿名信，被污蔑为共产主义者，他感觉到，自己和同伴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在日记中他写道：“我哭了很久，请求主将赐我的恩泽赐予那些我爱的人们……我也不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人，但是我想对他们说……我身体的死亡将是一个神秘的工具，我希望我的灵能传给我的两个学生，传给那些恨我的人……来创造上帝认为社会需要的人。” 被害的两位神学院学生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社区居民非常喜爱他们，其中埃米利奥（Emilio José Barletti）是一位非常慷慨的年轻人，他可以随手把自己的外套给穷人，自己拥有的东西非常少。而他却是那个被质疑最多的人，因为他参与过“为了解放的基督徒”（Cristianos para la liberación）组织，该组织曾从属于当时阿根廷最大的游击队组织蒙托内罗。但他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暴力武装运动，一直在本社区和贫民社区做着社会工作。 1976年3月，军队以结束国内无休止的“恐怖主义”活动、维护西方的天主教传统为理由，以军事政变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军方对待左翼和可能亲近左翼的分子一律采取了强硬措施，通过逮捕、关押、刑讯、失踪、暗杀等等手段，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天主教会维护传统价值，教会上层是支持军队的做法的，这一时期，民众也倾向于整肃国内环境，但万万没想到，神职人员会遭到如此的境遇。 军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将责任扔给叛乱分子，拒绝承认罪行，各大报纸按照军政府的指示进行了报道。教会上层和罗马教皇大使同军方进行了沟通，军方私下的解释是军队内部冲突的结果，强硬的一方直接采取了行动，来阻止反对镇压的一方犹豫的态度，但这一说法一直没有公开。教会最终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规劝大家忘却仇恨向前看，但是该社区的居民和信徒没有忘却，也没有相信军方公开的说法，而是不断收集证据。有目击者的证词，有出警巡逻的警察，这位巡警甚至知道当天作案人员的名字，按理这本不是一桩很难破的案子，但上诉之后，迟迟没有任何审判结果。1977年，案件审理被中断，直到1983年国家恢复民主之后，才得以继续。这次惨案之后，军方还是不断滋事，对教区的成员和圣帕特里克教堂案发当晚没在场的其他教职人员和学生进行关押，不断地问询和拷打，还用汽车撞死了一名教区年轻人。 1983年，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全国失踪人员委员会，调查军政府罪行真相，出版了《绝不重演》的报告，帕罗蒂惨案也收录其中。并对其军队主要头目进行审判，许多军队高官被捕入狱，阿根廷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军政府魏地拉总统以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当他被问及这一案件时，他只说了句：“那是个过失。” 如火如荼的审判和逮捕，却没有带来国家的和平和安定。随着军方的抵制情绪上升，几次三番地爆发政变未遂，审判和惩罚也随着政府态度的变化而断断续续，时进时退。1986年和1987年，阿方辛总统在军方压力之下，最终以服从法（ley de obediencia debida ）和终止法（punto final）两项特赦法律，结束了对更多军官的审判。1989至1990年，梅内姆总统还释放了部分已判刑的军官。2003年，基什内尔总统废除上述两个法律，重新开始审判。 最终，基梅尔的审判被美洲间人权法庭驳回，要求阿根廷政府撤销对其的控诉和刑责。2009年，克里斯蒂娜总统取消了刑法中诽谤和侮辱的罪名，认为其违背了新闻报道的言论自由，此种类型的罪名只在民法中实施。而这一案件的审理，仍在继续之中，人们还在等待正义和真相到来的那天。每年的7月4日，帕罗蒂派教民和周围的居民都会自发组织悼念仪式，圣帕特里克教堂也会举办特殊的弥撒。每周六，教民中的志愿者聚集在案发的房子里，进行资料整理工作，向教会申请给这五位烈士封圣，这一手续非常漫长，但他们抱着坚定的信念，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坚定地走下去，永不忘却。 机缘巧合，我在圣帕特里克教堂旁边，遇到了正在筹备今年7月4日纪念活动的人们，这里有一条小巷子，以“帕罗蒂烈士”命名，人们热情地给我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给青少年童子军讲述着过去的故事。正如其中一名志愿者弗兰西斯科对我说的：“目前阿根廷的法院并不秉持司法独立，他们随着政府态度的改变而改变。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审判结果。我们始终坚持追求真相和正义，但我们最终目的是为了原谅。” 故事本可以这样收尾，但是，在我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游击队组织抱持反对、憎恨的态度，一如军政府上台之前，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一样。他们对教会与军队的结盟认为是可以解释的，因为这两者都要捍卫天主教传统，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入侵。我想起那个去警局报案的邻居，知道作案者要杀害左翼分子时，还松了口气，巡查的警察也认为这是正常的行为，证明了他们心中对此行为的默许。在当时的政局下，进步思想与革命思想只有一步之遥，允许军政府去镇压游击队和左翼分子，就会殃及所有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神职人员也不例外，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记忆是为了原谅，但首先，记忆有助于厘清谁承担什么责任，才能去选择是否原谅，原谅谁，原谅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