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关于被顾先生称为行为诡异的刘宗周在起复后对弘光自称“草莽孤臣”及对道周所说之奇谈怪论等，余以为无非都是不认同弘光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祯殉国时其为布衣的身份，并以弘光朝为“乱朝”，此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评说。
说回正题。
我们还是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马士英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都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当政掌握大权，又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朱一是：《为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等说法还大大地有移祸东江的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观上，形成这一局面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