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是国内较早研究火烧沟遗址以及其所代表的四坝文化的学者。他在学术论文《火烧沟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火烧沟墓地的绝对年代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延续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
火烧沟遗址
除了其中挖掘出土的权杖头被公认为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引起学术关注外，挖掘中发现的齐头和缝的金耳环更是引起学界震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黄金制品，这对于学界关注的冶金技术的传入与发展课题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水涛说。
2009年，火烧沟遗址被中华文化遗产协会评为我国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发掘报告为何“难产”
“文物的价值需要主动去揭示认识。发掘报告严重滞后，无法对出土文物及相关遗址给予正确和及时的认知，不利于保护和研究，也不利于考古资料的宣传展示利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解释说。
在考古界，火烧沟遗址的“遭遇”并非个例。多种原因造成的考古发掘报告积压滞后问题较为普遍和严重，也因此才有了已故的著名考古学者、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
但考古毕竟是一个和时间打交道的特殊行业，快慢都有风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举了20世纪90年代举世瞩目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发掘项目的例子。他介绍说，该发掘项目虽然在发掘结束13年后就出版了报告，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限制，难以将遗址800多座墓葬的全部资料一一发表，目前面临着重新编纂报告的问题。然而，由于人事变动等，重新编纂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