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令的颁布，使持续3个多月的局部性内战停息下来，国内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这给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政协如期举行扫清了道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时还乐观地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停战协定》公布的当天，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共38人。中共出席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秦邦宪代)、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7人。
政协在举行4次大会后，转入对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个问题的分组协商，草拟方案。会议充满了独裁与民主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焦点仍是“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激烈交锋和妥协让步，最终达成《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共5项协议，通过了为实现扩大国民政府基础和接着改组政府的若干程序和步骤。
政协会议于1月31日闭幕，历时22天。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的一场比重庆谈判更大的政治较量，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内战政策的挑战与否定。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是全国人民和社会各方面为建立国内和平而努力的重要成果。
政协决议虽然还不是中共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所以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证明会议得到极大的成功。
在中共表示坚决履行各项决议的同时，国民党却处心积虑地破坏。3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首先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修改宪法原则和政府组织的协议。接着，国民党又举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完全否定了政协的各项决议。在政协开会期间和会后，国民党在重庆连续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以及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营业部，这种倒行逆施，无疑给脆弱的国内和平局面蒙上了阴影。
补白：中共中央曾想搬迁到淮阴
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共产党曾经对全国和平充满了期待，还认真安排了全国和平后的准备工作，甚至想把中共中央驻地从延安迁到江苏淮阴。
根据王树增所着《解放战争》一书讲述，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周恩来带着所有的协议赶回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
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
《周恩来年谱》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当时的中央会议还研究了新四军第五师撤到华中、恢复交通、东北问题、在行政院力取得三分之一名额、中央要考虑搬迁的问题。”
《毛泽东年谱》中也提到：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和平已死——马歇尔“调处”失败，全面内战爆发
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宣布辞职，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其真实目的是，借“调解”为名，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的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附庸国家。
在马歇尔使华的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呼吁国共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召开由主要政党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达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
美国一面“调处”国共争端，一面却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这种政策只能助长国民党企图以武力击毁中共的嚣张气焰，丝毫无助于内战的真正解决。
为调解停战，1946年1月5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在美国的撮合下，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
为执行停战令，国、共、美3方在北平(今北京)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3委员组成，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