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译眼中的晚年郭沫若
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一位担任要职的领导人、世界闻名的大学者,要请我这个无名的小字辈去介绍社会新闻和“小道消息”
文/周斌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曾多次为郭沫若先生当过翻译。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因为自己不懂《蔡文姬》遭到他的严厉批评。
郭沫若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藤山爱一郎。坐者左一为郭沫若,坐者左二为本文作者周斌。供图/周斌
后来我冷静下来,意识到郭老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不少人认为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进步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所以他对人要求比较高,而我自己的水平远远不够,他对我的批评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这个全新的认识,帮我真正打掉了怨气。后来再为他当翻译时,思想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老人家也依旧对我很友善,再未说过一句重话。只是几次提醒我,他年龄大了,耳朵背,说话时速度要慢一点,声音要大一点。
孙平化的“洋相”
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听我国对日工作老前辈孙平化讲过一个他为郭老当口译时出“洋相”的故事。
解放初,孙平化随中国代表团访问瑞典,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时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任代表团团长。先期到达的日本代表团几位老朋友来中国代表团住地拜会,商量双方如何协调配合,共同把大会开好。郭沫若指定早年曾去东京留过几年学的孙平化当翻译。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是“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曾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