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响
1935年,华北危急,蒋介石一边剿共,一边寻求渠道与中共接触,释放联合抗日的信号。与此同时,苏联迫于法西斯扩张的压力,指示中共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国共皆有意伸出橄榄枝,只差中间人。蒋介石派出了几路人马搭桥,其中一路是宋子文。宋子文来找姐姐宋庆龄帮忙,宋庆龄欣然答应。
1936年1月,宋庆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到莫利爱路寓所,交给他一包要件和百元路费,请他到陕北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此行一路畅通,宋庆龄还给董健吾办了一个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证。2月底,董健吾抵达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驻扎在山西石楼,由秦邦宪、林伯渠等接待董健吾并将要件转交给毛周。十天后毛周复信寄来,董健吾带着复信和一份纪念品回上海交给宋庆龄复命。纪念品是苏区银币三枚和布币一套,以此说明苏区生活一切安好,且证明董健吾确实到达了目的地。董健吾转达了毛泽东对宋子文的致意:“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就这样,宋庆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搭成了第一座桥梁。
1936年,宋庆龄还为埃德加·斯诺搭了一座通往西北的桥。斯诺1931年因为采访而结识宋庆龄。他同情中共,渴望到苏区采访,需要一个中共信任的人物引荐,以免被当成间谍。他想到了宋庆龄。经宋庆龄保举,中共完全对斯诺敞开大门,一同前往的还有与宋庆龄友谊深厚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他们先到西安与董健吾接头,驻守西北的张学良当时已经同中共秘密谈判,决定停战合作,遂派东北军军车送斯诺与马海德顺利通关到达延安。斯诺在陕北访问3个多月,写出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12月初,得到张学良“通共”的情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张学良劝谏他释放“七君子”,和共抗日,屡遭拒绝。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发动兵谏,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救国会“七君子”等要求。宋庆龄力主应当和平解决事变,并接受毛泽东来信请求,不计前嫌,以中央委员资格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七七事变爆发后,原本政见不同的宋氏三姐妹为抵御外侮重新走到一起,她们经常共同到前线和医院慰问,发起各种支援抗战的公益活动,成为中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形象代言人。宋庆龄在上海从事演讲、募捐、文化救亡等工作,一直坚持到上海沦陷之后才撤离。为了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开展工作,她没有选择和国民党高层一起西撤,而是南下香港。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多年以后路易·艾黎回忆道。那是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打电话叫艾黎坐出租车到她家里,艾黎看到,宋庆龄正同两位即将帮她看管房子的外籍女性喝咖啡话别。宋庆龄和艾黎一起乘车离开莫利爱路寓所。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宋庆龄一只手挽住艾黎的臂膀,神态自若地走过这些虎视眈眈的监视者面前,竟然没有人查问他们。宋庆龄乘船远去,开始了新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