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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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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诏书中间部分。
化解了尴尬窘迫,极具渲染效果的粉饰随即开始了,倾听、认同、大义、高尚——总之,清廷皇室把自己打扮成了有理想、有道德的天下圣君。
即便败亡,也要假装英明,中国人的面子不仅需要他人来给,关键时候更要厚着脸皮自给。
而在这看似大义凌然的粉饰之词下,清廷皇室与袁世凯却悄悄地埋下了伏笔。
倾向共和前的那个“多”字,据说是袁世凯特意加上去的,与其说这是为了说法更准确,不如说这反应了袁世凯的真实心理,所谓共和,多数支持不代表全部支持,多数不一定就代表真理。
如果说,这一个“多”字还不够说明博弈之汹涌的话,那“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一句就很有深意了,这话说白了,今后的国家统治权是溥仪主动让给的,而不是你们夺取去的,一个“公诸”承认今后统治者的合法性在其次,重要的是它承认了清廷皇室今后存在的合理性。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句可以引发众多可能的隐语,虽然溥仪让出了统治权,但他还是个皇帝,这等于他给今后统治者的仅仅是治统,而不包括道统。
按理说,退位了就不应该再是皇帝,而事实上,溥仪一直是皇帝,一个不清不楚,不知道心理边界在哪里的皇帝,而这也为后来的复辟提供了一块死灰般的基石。
那袁世凯何以能融通认可呢?
还是那句话,乱世枭雄在占据道德制高点上始终被动,可以说这是他复杂内心下的一种妥协。
从这句隐语就能看出来,袁世凯是不愿意皇帝这个概念从此消失的,只是他在当时无法理清这所谓的皇帝究竟该如何安放才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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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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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诏书最后部分。
这部分的主角是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费心力智慧的部分。
其实,这份诏书是清廷和袁世凯达成一致后联手写给反对派和民众看的,清廷的开脱、粉饰、隐埋的目的达成了,那就该轮到袁世凯的核心诉求了。
首先,袁世凯腔调了一点,他成为主角,不是反对派的功劳,又或者也不是清廷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一个“选为总理大臣”足以说明问题,谁的功劳也不是,他这个主角是众望所归选出来的。简单几个字,瞬间让袁世凯高大上,而且还十分地正。
这就是中国话术下的一字乾坤。
在这之后,袁世凯展现枭雄本色和野心家阴谋的时候了。
讲究次序,让说话次序为目的意图服务是高端话术很重要的一点。这份诏书最精彩的一笔就是这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据说,清廷认可的诏书,“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在前,“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在后,到了袁世凯手里,只前后调了个次序,他的枭雄野心就达成了。
协商在前,组织政府在后,这等于说清廷并没有把权力直接交到任何人手里,这既是清廷与袁世凯的博弈,也是清廷与反对派的博弈,从未说把权力交给谁,到了一定的境况下那就有可能演变成从未交过权力。
袁世凯显然无法容忍这个。
所以他要调个次序,如此一来,他袁世凯就是权力的合法继承者,这个说法,对清廷他显得很从容,袁世凯从不是乱臣贼子而是众望所归的继承人,对反对派,那就更有说法了,一来,我袁世凯的权力不是你反对派斗争的结果,这里没有你的功劳;二来,我袁世凯与你反对派谈的是如何组织权力,而不是和你讨论谁是权力的主人。
解决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接下来袁世凯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责任和抱负。“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句中的五族是袁世凯特别加上去的,想想反对派提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想想满清皇室的满族政权意识以及列强支持怂恿下的分裂势力,可以说,这几个字袁世凯加的很宏伟、很值得称赞——
袁世凯想要的达成了,诏书的最后又落到了满清皇室上,展现双赢、多赢的时候到了,而没有输家,只有赢家的圆满话也是高端话术最好的落幕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