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壁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位于西安明清城墙外西北角丰禾路，只是古老传说的遗迹已渺不可寻，火烧壁地名的来源也鲜为人知。
提到鼎鼎大名的火烧壁狐大仙，老西安人可谓无人不知。相传唐代有陕人经商由川返长安，路过长安城西北密松林，惊见堂皇大宅一座。重访故地却渺不可寻。官署听闻后派兵焚烧，仅余石碑残壁和狐狸尸骸，以为是狐仙洞府，又传说洞中仅有三狐狸逃出升天，化身成人为信众占卜医病，故而将遗迹命名火烧壁。在老百姓心中，长安狐大仙比西方佛爷更得乡党信任，加之火烧壁传说在本地流传甚广，这一修改籍贯的本土化尝试可谓相当成功。
民国时期的狐仙崇拜（《秋海棠》，1946年第3期。）
神怪法术显神通
三仙姑能够对抗传统佛道信仰和新近舶来的基督教，同时在众多野生民间宗教中脱颖而出，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与一般山野神婆在祈者或自家随意施法不同，仙姑信仰多元文化，提倡拿来主义，走混搭风格：设的是佛堂佛龛，供的是仙姑照片，开的却是道家仙坛，行的则扶乩法术。如此将各路神仙法术混搭在一起的大杂烩并没有引起原教旨主义者的反感，反而让信众摸不清仙姑的来路，更为其添了一份芜杂的魔力，请求入坛之人络绎不绝。
拜仙姑的程序极为复杂，需组织中有头面的弟子引荐方可得其门而入。仙姑坐于密闭内堂施法，从不踏出半步，除了四大护法弟子，无人得见本尊。曾有人欲从蒙受仙姑法力的信徒口中探知坛内秘辛，无奈多数信徒皆三缄其口。只有少数与庸众争论仙姑神技的信徒在激动之时才脱口泄露一二天机。
据说仙姑临坛之时，先有轰鸣声自屋顶而下，仿若雷电倾至、飞沙走石之状，旋即灯烛自灭，堂内漆黑一片，俄而寂寂无声。四大护法弟子陪坐在侧，按女先男后呼唤信众依次入坛，在一片漆黑中向仙姑求卜吉凶。入坛前先要搜身，不能带入烛光之类的物品影响仙姑神力。无论信众职位高低、资产丰俭，进入坛内先下跪，再由仙姑从内堂帘内伸手递出瓜子，依据瓜子之数问话。多数占卜由弟子代为传讯，仙姑极少亲开金口。据有幸聆听箴言的信众回忆，仙姑尖细而混杂的声音里夹杂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往往答非所问，似是而非。如果重复询问则会立刻招致诸弟子责难诚虔不足。故众人均以各弟子马首是瞻，绝不多言。
晚清乡民向女巫请求庇佑（《女巫宜惩》，《舆论时事报图画》，1909年第14期。）
作为法力无边的仙姑，不仅可以轻松预知吉凶祸福，治病救人更是不在话下。仙姑行医不行中医望闻切之术，单取一个“问”字，与占卜流程一样，在黑暗中赐予药丸，或令其中医弟子于开方后卖给求医之人药材。药方与药材的价格超过市价十倍以上，且必须在指定的弟子处购买，否则没收药方。
虽然供奉之金水涨船高，但再高昂的代价也挡不住民众对三仙姑的狂热，每日参拜的信徒络绎不绝，每日人数多时不下百余人，少时亦有五六十人。这些信众并非只是目不识丁的老弱妇孺，供养者的主力多为商界闻人与文化名流，甚至还包括地方政府中人，几乎占据了西安城上流社会的半壁江山。1945年2月间，这些精英信众组成的公德会募得巨金在繁华的甜水井为仙姑修建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作为佛堂，同时将仙姑开坛制度化，特定阴历每月三六九日占卜医病，不再向百姓随时敞开大门。仙姑名气在外，得见仙姑的机会却愈发珍稀，所谓物以稀为贵，如此限量特供之下，人气不降反升，颇有千金难求的趋势。
在上流社会的示范作用和信众的口口相传之下，三仙姑之势如日中天，口碑和吸金能力均首屈一指。所谓日中则昃，权力圈更迭换代，贵人的势力大不如前。新任长官不喜怪力乱神，雷厉风行铲除卜筮命相之流。种种迹象表明：仙姑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仙姑”原是七尺汉
1946年12月27日，西安民政厅厅长彭昭贤奉命带领数十位警官及保甲冲入三仙姑豪宅，终于掀起了大唐狐狸精的面纱。据当天参与稽查的警察透露，进入雕梁画栋的佛堂之后，大家还没从香烟缭绕的迷幻晕眩中清醒，就被仙姑的真身给镇住了：宝莲灯座上哪里有什么三头六臂的美貌仙姑，分明蜷着一个珠光宝气的壮汉，在强光下瑟瑟发抖。按理说亲眼见到这般场景，信众应该恍然大悟了。然而有执迷不悟之徒，认为被触怒的仙姑发动体内的变性技能，借以惩罚这些冲撞狐仙元神的人，并呵斥众人速速离去。四警士将“仙姑”五花大绑，彭厅长勒令大汉要么拿出看家本领，要么显出狐狸真身。在现代化警力的监督下，仙姑的神道伟力不知去向，顶着一脸融化的浓妆和一头凌乱假发，与一众弟子颇为狼狈地被押进了男监候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