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1905年 9月 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声如潮,人们载歌载舞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受重伤,载泽受轻伤。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党人对其他反专制的力量非常不宽容。其实,革命党人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果,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
爆炸并没有炸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由戴鸿慈、端方和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组成的新的考察团,于同年 12月和 1906年 1月分两批成行,分别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国,于 1906年 7月回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回国之后,他们呈递了请求立宪的密折,并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慈禧思考了载泽等人的密折,经过七次召见和一系列御前讨论之后,于 1906年 9月 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又说“民智未开”,不能“操切从事”,需要从“官制入手……次第更新……以预备立宪之基础”。这话倒也没有什么错。百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民主的条件不够成熟么?
用今天的话说,这道上谕确定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侯宜杰先生说得中肯:过去慈禧把君主立宪视为大逆不道,残酷镇压,如今的上谕却承认中国政治制度不行,宣布“仿行宪政”。这对一向虚骄守旧的清政府来说,如果没有诚意和决心,是决然办不到的。虽然这是被迫的,但公开承认这一点,则表明了执政者意识到,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抛弃专制制度,向先进的民主制度学习。就此而论,这决不是仅仅为了欺骗人民蓄意玩弄的一场骗局。
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慈禧可没什么时间体体面面地收拾下,用一个“落荒而逃”去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不过慈禧出逃时却并没有携带御林军反而带领了一支与朝廷完全无关的队伍,一路上无人敢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