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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故事:走出满目疮痍,归来仍是万园之园

2017-10-30 09:01:57    凤凰文化  参与评论()人

编者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的洗劫。当我们重新站在这片废墟上时,只能看到“寒烟衰草,古木遥岑,丰碑特立,四无行迹”。

但作为记忆载体的废墟是可以展现出多重且多样的意义的,并且时间跨度上溯古典时期绵延至今。那么,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中华民族走出了那个满目疮痍的时代,那些昏暗而危险的废墟应该何去何从?

以下内容来自《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凤凰文化今日特摘于此,与读者共赏废墟创造的现代中国的一种视觉文化。

圆明园:毁灭、荒废和重新发现

圆明园遗迹的历史最集中地说明了废墟在现代中国所扮演角色的变换,并清晰地总结了我在这章中所讲述的故事。事实上,在中国经过圆明园遗迹的历史最集中地说明了废墟在现代中国所扮演角色的变换,并清晰地总结了我在这章中所讲述的故事。

事实上,在中国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的社会变革转化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个残毁的皇家园林可以说为这一期间对废墟的重新思考提供了一个中心点。但是正如我在下一章中将要说到的,作为一个基本政治符号,圆明园的意义又超出了任何特殊历史时段的限制,而是在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上被不断唤起。

位于北京西郊的这座御苑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发展成为中国的园林之冠。占地将近800英亩(320公顷)的圆明园不是单一的一座园林,而是由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众多园林组成。1751—1784年间乾隆每一次访问江南以后,都把他在南方看到的美景复制到园里。

连神话和佛教传说中的虚构场所也以建筑的形式在这里化为现实。它不仅供皇帝休闲游乐,而且被想象成一个具有象征含义的空间,一个涵括宇宙,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地点相连而实现自身价值的乌托邦。

这种象征主义也为园内一组洛可可风格建筑提供了原因。这就是坐落于圆明园东北角,与园内其他建筑具有迥然不同风格的“西洋楼”。圆明园中的大部分亭台楼阁都是以中国传统风格修造的雕梁画栋的木质结构,但是西洋楼却以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并饰以各种雕塑和浮雕。

它被视为海外奇观,并使用了西洋科学技术以吸引皇帝的兴趣:西洋楼中最宏伟和精美的海晏堂前是一座用水泵控制的喷泉[图2.59],由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年)设计监修而成。水泵与环绕喷池的象征十二生肖的人身兽首铜像相连,铜像每隔两个小时轮流从口中喷水,所以整个喷泉也就是一座巨大的钟表。



图2.59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这座喷泉可说是代表了“西洋楼”的基本特点:不管是从建筑材料和技术还是从建筑结构和装饰看,它都体现了“异”和“奇”的概念。涵盖着这种意义,“西洋楼”满足了乾隆皇帝坐拥天下的雄心。

这一帝国美梦在1860年终于破裂。那一年,英法联军在占领北京后洗劫了圆明园,皇家珍藏被抢掠一空,园林建筑也被付之一炬。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铜像的头部被切割下来[图2.60],作为战利品带回欧洲。法国文豪雨果被自己同胞在海外的这种暴行所激怒,在一封公开信里写道:“我们称自己是文明人,称人家是野蛮人。但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图2.60

不过“西洋楼”之毁于西洋人之手并非偶然,它标志了欧洲人对待中国态度的一个历史性转变。当其建立之初,“西洋楼”不仅满足了中国皇帝对西方艺术和科技的向往,而且也包含了欧洲人的计划和意图。基督教传教士希望通过它博得中国皇帝的青睐和支持,以便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教。

事实上,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西洋楼”其实融合了很多中国因素,更准确地说是源自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风”建筑的回应。最明显是,这组建筑都有着中式屋顶,而人身兽首的十二生肖像虽然明显使用了欧洲雕塑风格,但都身着中式长袍。因此,虽然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些“西洋楼”展示了外国建筑传统,但对于蒋友仁和其他在清廷工作的欧洲传教士来说,它们所代表的则是东西之间的文化交融。

从这个角度看,西洋楼的被毁不仅象征了乾隆皇帝世界帝国美梦的破灭,而且也粉碎了传教士在地球上建立普世基督教王国的梦想。不管如何看,“西洋楼”的废墟都象征着一个不复存在的东西交汇的浪漫时期,也表明了东西之间以政治征服为特征的新的权力关系的开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试图重修圆明园,但由于财政吃紧和政局不稳而未能完成。部分修复的建筑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再次被毁。由于驻扎在那里的卫兵和宦官无法有效地保卫面积巨大的皇家废园,偷盗成为不可防止的事情。到最后,所有搬得动的东西都被搬走,只剩下当年“西洋楼”的大理石柱留存在荆棘之中。圆明园被毁之后的命运因此似乎将遵循中国古代的惯例:一旦错过被重修的机会,它就只可能永远地消失。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欧洲人赋予了圆明园第二次生命。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欧洲人开始重访西洋楼,他们的身份不再是破坏者或强盗,而是探险家和游客。这些人中最早到那里去的可能是一个叫弗里曼- 米特福德(Algernon Freeman-Mitford,1837—1916年)的英国人,当时是英国大使的一位年轻随从。在1865年8月的一个夏日,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圆明园。以下是他的记载:

我们走过几处庭院,里面除了烧焦废弃的断壁,没什么可看的。经过一丛枯死的松树,我们沿着林荫小径来到湖边的一座亭子,在那里我们吃了早餐。那儿很美。湖上有很多盛开的莲花,里面还有若干覆盖着树木和建筑的小岛。赤身裸体的渔夫在湖中划船,给风景添加了一点天真和野性,当然也给我们增加了一些乐趣……

没有什么比得上有一位中国仆人伺候你野餐或郊游的了——他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们的仆人少头(音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连名叫“丹”的小狗都有它在家常吃的拌饭。我们吃完早餐,在一群欣赏的观众的环绕之中出发去看废墟。很难想象这些宫殿以前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们已经被完全毁掉了。

我们在陡峭的台阶上爬上爬下(对那些裹得紧紧的小脚来说,走这些石阶肯定不是件轻松的事情)。露台上爬满了野生的藤茎和有香味的野草,所有的石头都被火烧裂了。两个巨大的大理石麒麟雕刻精美,也是满身裂痕,几乎将要坍塌。八角形的三层楼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白色大理石栏杆告诉我们它曾经所在的位置。

这段话写于他探访“西洋楼”之后不久,生动地记录了圆明园废墟被重新发现时的情景:虽然它的被毁只不过是5 年前的事情,此时它已经成为一处享受郊游餐饮的去处。到了19世纪70年代,更多的欧洲人为了同样的目的来到圆明园。这些人不少都就职于为促进国际贸易而于1854年成立的北京海关。

这些欧洲人惊讶地发现了野草荆棘中这些欧式宫殿的遗存,他们的反应遵循了典型的浪漫主义废墟情结:他们被遗址的忧郁之美而震撼,由此反思其衰落所隐含的人类悲剧。德国人奥尔莫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后来回忆道,“在70 年代中期,这些建筑虽已荒废,为野草覆盖,但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观看者无法不做出这样的忧郁反思:在这个文明的时代,居然仍会有对这个人类辉煌业绩所做的如此毫无意义的破坏。”

这些人把拍摄圆明园遗址当作了自己的责任和爱好。法国摄影史家维珍纳·蒂瑞丝出色地收集了有关这些摄影者和他们的作品的信息。虽然这些人在政治史中似乎无关紧要,但他们留下的照片最可信地展示了19 世纪晚期这所荒废御园的状况[图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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