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并非完人,处事太认真,有点“洁癖”,因此对人可能会“苛”,有时难免被人看成喜欢“骂人”,至今仍是他被骂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他所“骂”的究竟是什么人的什么事,究竟那些人和事值不值得“骂”,有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弄得模糊不清,也已很少有人有兴趣进行认真的考订和追究。总之,“骂人”是不好的,心胸狭隘,人品和性格都有问题,更不符合“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MBA 企业管理和公关处事原则,以及后现代一切付诸嘻嘻哈哈的“时代精神”。
如若说鲁迅只顾“骂人”,这并不符合笔者阅读鲁迅的印象和感受。对于这种企图对鲁迅进行“性格刺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责难,我并不想在烦琐的史实考订和枯燥的思想分析中,为鲁迅辩护,篇幅也不允许,这里只举出些鲁迅“一反常态”和“前后矛盾”的事例,向那些想继续这样指责鲁迅的人们,请教请教。
鲁迅平生有好几件小事,处理得无声无息,很容易忽略,但很值得我们深思,也很令人感动。只说其中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后期“横站”时的艰难处境之中,其一是他不计前嫌,推介到处批评他的丘东平的小说,其二是他先是坚决拒绝,后来却主动捐钱给徐懋庸办“左联”机关刊物。
鲁迅与丘东平应该没有交往,但曾经参加过大革命和“一·二八”战役的丘东平,却对鲁迅很有看法。1933年,芸生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长诗《汉奸的供状》谩骂胡秋原,鲁迅“从公意”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文学月报》提出批评,即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立即招来四位党员盟员联名发表文章反驳,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其中就包括丘东平,而且直署真名,“赤膊上阵”,可见他对自己观点立场鲜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