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盛世下的阴影：康乾盛世下的中国是如何与世界渐行渐远的？
作者=欧阳哲生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 经济观察报书评
18世纪是东西方双雄并峙、互相对望的时代。一方面，中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样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达到帝制社会的鼎盛，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雄视四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型，其殖民锋芒指向中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借大批传教士在华布道；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纷纷派遣使节来到北京，洽谈商贸；俄罗斯虎视眈眈，觊觎中国东北、西北、蒙古广大地区。中西方虽然平静地度过了一个世纪，但在强势的清朝背后，映衬着沉重的阴影，一场由西向东的飓风正在呼啸而来。将18世纪中国置于广阔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别是将其与西方同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对比，可以看出中西关系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地变化，从这一视角重新探讨康雍乾盛世，我们对这段历史或许可以获致更为深刻的理解。
中西交流给北京带来的“西方元素”
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自足。这些条件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远超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是最长，几乎跨越18世纪。中国历代的疆域版图之广以乾隆朝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诚如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性的横向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这是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
与此相适应，18世纪的北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北京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汶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三条途径与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据统计，18世纪耶稣会派往北京或游历过北京的传教士达到115名；迄至1840年，遣使会来到北京的传教士至少有17名；方济各会在北京设立了教区。从1716年到1860年，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团十三届，约有130多名神职人员；这些传教士常驻北京，集传教、外交、研究与搜集情报于一身。平心而论，这些西来的传教士一方面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带到中国，促进了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将中国文化带往西方，大力发展西方汉学，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欲望，引发了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潮”、“中国风”。在世界范围内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西方传教士也是向东方殖民开拓的先行者。他们因长驻北京，不乏有的甚至充当西方获取中国情报的“坐探”，为后来西方向中国的殖民开拓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在18世纪，欧洲各国派遣赴京的使团或使节，俄罗斯有伊兹玛依洛夫使团（1720—1721）、萨瓦使团（1726—1727），葡萄牙有裴拉理使团（1720—1721）、麦德乐使团（1727）、巴哲格使团（1753），英国有马戛尔尼使团（1793），荷兰有德胜、范罢览使团（1795），教廷有多罗使团（1705）、嘉乐使团（1720—1721），中欧外交继续保持往来。《皇清职贡图》卷一曾对来往的欧洲使节加以描绘，内中涉及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等国。在商贸方面，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商队以北京为中心展开活动，北京一度是中俄贸易的主要场所；传教士、欧洲其它国家使节、使团随身携带的物品、礼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可以说，北京与欧洲的来往保持相当开放的局面。从整体来说，18世纪的中国虽然维持封闭的状态，但从局部诸如北京、广州这些城市来说，却与外部保持密切的联系。北京是当时世界上与外部交往最为频繁的都城，北京有足够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
中俄雅克萨之战
“西方元素”成为京城丰富多彩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东、西、南、北四堂和俄罗斯馆、俄罗斯东正教堂这些区别于中式建筑的西方风格建筑，还有钦天监观象台的欧式仪器，留下了西力东渐的明证。作为耶稣会士入京的另一个重要附属物是一批中国教徒的出现和司铎的产生，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记载，经耶稣会培养的中国神父或修士在京、或来京的有 38人，数量居全国之冠，这反映了17、18世纪耶稣会在京渗透之深。与元朝信仰天主教者非为汉人不同，明、清两朝的天主教信徒多为汉人，这也是清朝猜忌天主教的重要缘由。
与18世纪欧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相比，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积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仍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显优势。这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秩序给北京带来的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资源密切相关。
不对称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过，中欧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信息交流）并不对称。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之传入西方，其中介却主要是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节来承担。在中西互相对望、互相对话、互相认识的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从中国获取的资讯和灵感远远超过中国从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间的这一差距在19世纪得到应验。中国因对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屡受战争挫辱，反过来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通过长达两三百年与中国的接触，特别是驻节北京的亲身经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了如指掌，但大体不差，法国耶稣会士的三大汉学名著和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报告可以作为例证说明这一点。神秘的紫禁城对于那些频频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来说其实已经熟悉，由于担任中欧交往之间的翻译，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为传教士们所知晓。从利玛窦以来，北京作为帝都始终是耶稣会士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心所在，耶稣会士从适应策略——知识传教——上层传教，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这样一种传教策略对后来的西方对华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方通过长期的、各种途径的接触，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是国家重心之所在，故其远征中国的战略，逐渐从沿海骚扰发展到进而要求打入京城、“擒贼先擒王”的“斩首”。面对辽阔的中华大地，西方殖民者对华采取的是不同殖民战略。法国汉学家沙不烈谈及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各国对华战略时如是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各在其侵略行动中表示其特性。”“葡萄牙之特性则在将侵略精神与传教精神严密结合；至若谋利精神，无论其表现如何强烈，只能退居第三位。”这实际上也适用于同一时期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后起的英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最先经历工业革命，故对寻求发展与中国的商贸关系，开拓中国市场，抱有强烈的兴趣。总的来看，西欧列强由于距离中国遥远，主要是选择在东南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和活动，企图在这些区域建立自己立足和通商的据点，对宗教远征和商贸往来怀抱浓厚的兴趣。俄罗斯凭借其在陆地与中国接壤的优势，寻求向东、向南扩张领土，对宗教传播兴趣不大。俄国人企图吞并大片土地的“面”的欲求和西欧列强“打点”的谋划，成为西方列强宰制中国的两条相辅相成的战略选择。近代以降，英、法列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组织远征军直扑北京，以要求建立通商口岸等条件为要挟，表现了其“斩首”战略和“打点”谋划的结合；而俄罗斯则乘清朝之危，大肆威逼、勒索清朝让出大片土地，以逞其对“面”的欲求。“北京经验”在西人的“中国经验”中可谓重中之重，称得上是其精粹之所在。
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关于政治制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明朝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加以介绍。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从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五章的篇幅介绍清初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京兆机构，基本上符合清廷实情。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第9封信为《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论中国政治及政府》。杜赫德编辑《中华帝国志》第二卷大篇幅地评述了清朝的宫廷礼仪、政治制度。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第七章专门讨论了“政府—法律—地租和赋税—岁入—文官、武官，及文武机构”这些政治问题。《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则评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等问题。这些文献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详细介绍和评述，不断充实西方对中国政治内情的了解，更新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在西方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文官制度以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和官僚制度所呈现的规范、有序和完备的体系给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庞大的帝国体系和精密的官僚制度是令西人着迷且精研的课题。法国、俄罗斯先后向统一的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迈进，与中国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
约翰·巴罗使团眼中的中国
关于经济发展，将西人的中国观感按编年排列，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欧经济比较的大致把脉。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在第一卷第三、四章描述了“这个帝国的富饶，它生产的果实及其他东西”，表现了西人对中华帝国的富饶与繁荣之羡慕。这是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初，西方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利玛窦中国札记》承认：“作为中国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食用蔬菜的种类和质量和栽培植物的种植情况也差不多，所有这些中国人使用的数量都要远比欧洲人的通常数量多得多。”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1582—1610年），他的看法显然是据所获大量一手的材料而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声称：“航行和物产丰富即一个国家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是贸易的两个源头。中国具有这两大优势，没有别的国家能超过它。”“至于肉、鱼、水果及其他食物，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欧洲有的，他们都有，而且有许多是我们所没有的品种。”安文思来自葡萄牙，他对比中西经济的感受和眼光明显受到本土经验的限制。随着法国耶稣会士们的到来，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宣称：“中国人在住房上远远不如我们，他们的房子不如我们的豪华美丽。”“在法国，无论个人的财富，还是个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华方面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走得更远，而中国人在一般活动和公共场合几乎都超过我们，看上去更为讲究排场，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里居家过日子，我们的居室却是无比富丽堂皇，有钱人数目虽少，生活却过得更轻松，装束打扮更舒适，饮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说，费用支绌更稳定平衡。”虽然公共盛典的排场，法国远不如中国，但从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来看，法国人并不亚于中国人，在居室方面甚至优越。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方面盛赞中国，“若说中国地大物博，风光秀丽，这一点都不夸张，单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就足以成就一个巨大的王国，以飨皇子的统治野心。其他国家的物产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而中国的很多东西却是独此一家。”“中国的物产如此丰富可以说归功于其土壤肥沃、人民勤劳和星棋罗布的湖泊溪流以及纵贯全国的运河。”一方面又指出，“尽管这里物产富足，但是矛盾之处也确实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非常贫乏。她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大胆的说一句，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极度贫困匮乏使很多中国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来。一个人如果在广州了解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父母遗弃几个亲生子女，父母卖女为奴，一己私利驱动了许多人。”18世纪中国极度的人口膨胀和土地使用、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于外人面前，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中华帝国形象出现在法人的文本中。马戛尔尼使团游览了京津、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饱览中国的大好河山。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第九章《农村面貌》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他所见中国从北到南广大农村的面貌，留下了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价值的材料。当时中国与英国的农业已呈现明显差距，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英国大农场优于小农场。主要是大农场能够使用佃农更好地分工合作，因而能够把庄稼种得更好，这是小农场根本做不到的。”“在中国，90%的农民可以认为是个体农民，拥有的牲口极少（附加一句，数百万的农民根本没有牲口），因此人们根本不要期望整个国家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垦和利用。就园艺而言，他们也许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在大规模发展农业方面，他们当然不能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提并论”。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长城以内中国的整面积为1，297，999平方英里，也即830，719，360英亩，而总人口多达333，000，000，那么我们会发现每平方英里将有256个人，每个人拥有土地2.5英亩。大不列颠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亩土地，或者说每个家庭可获得12.5英亩地。因此，中国人口与英国人口比例为256比120人，稍大于二比一。英国每人可获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国每个人可获得的两倍。”约翰·巴罗对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估计略高于实际数字，而他对中英两国可耕地面积的估算基本符合实情。在身体素质上， “在中国普通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的确，他们天生就身体瘦小，满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英国人从所见到的每一张中国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国民众生活的贫困和身体健康的不良。根据现场的观察，约翰·巴罗得出一个符合事实的结论：“总的来看，就中国在农业上值得称赞之处而言，如果要我斗胆说说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给一个中国农民足够的土地（足够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锄头能够耕种得过来的土地），他会比任何欧洲的农民更好地利用那块土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是，倘若在中国将50或100公顷最好的土地按平均地租交给一个农民种植（按一般计算，我们的农民创造的价值是租金的三倍），那么在支付种地需要的劳动力后，他几乎会无法养家糊口。”约翰·巴罗找出了问题的症结，中、英农业经济的差距和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低下，关键在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的不足。到18世纪末，英国农业经济发展已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关于科技水平，明末清初西学在士大夫中最受欢迎者为舆地、天文、数学，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士大夫认可自身在这些学科比较薄弱、急需弥补缺陷的领域。据统计，明清耶稣会士著译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除传教和汉学类的书籍外，天文、数学、地理、舆地方面的著译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在舆地学方面，“利玛窦之《万国舆图》、南怀仁之《坤舆全图》、白进等所著之《皇舆全览图》，以及《乾坤体义》（利玛窦著）、《职方外纪》（艾儒略著）、《坤舆图说》（南怀仁著）等书，允为最著者也”。耶稣会士的这些著作在中土产生了积极影响，柳诒征先生曾如是评价：“元、明间人犹未泯究心于地理，至利玛窦等来，而后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绘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测绘全国舆图，尤有功于吾国焉。”在天文方面，1600年前后，利玛窦将欧洲的天球仪、星盘和日晷等小型仪器介绍到中国来。从1629年起，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应徐光启之邀，供职皇家天文机构，在《崇祯历书》等书籍里描述了十几种欧洲式天文仪器，包括托勒密时代的仪器、第谷的仪器和伽利略的望远镜。清朝初年，汤若望开始执掌钦天监，并将《崇祯历书》修订为《西洋新法历书》。1669—1674年，南怀仁为北京观象台主持设计制造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刊刻了相关设计图纸和说明书。1713—1715年，纪理安为观象台添造了一架欧洲风格的地平经纬仪。1745—1754年，戴进贤、刘松龄等为观象台制造了一架玑衡抚辰仪。这些传教士所制造的天文仪器和传授的技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新知识，只是有些技术仅停留在文字介绍，有些仪器只是皇家御用品，未能广泛传播。在数学方面，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明末清初，为配合历法改革所编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里面收有若干种数学方面的著作， 包括艾儒略的《几何要法》四卷、邓玉函的《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测天约说》二卷、汤若望的《浑天仪说》五卷、《共译各图八线表》六卷、罗雅谷的《测量全义》十卷、《比例规解》一卷等。与此同时，中国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对传入的西方数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排和阐发，消化新传的西方数学。康熙帝向来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白晋学习西方的数学，此事经白晋的《康熙皇帝传》介绍，在欧洲传为佳话。康熙主持的《数理精蕴》既对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编排，又对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做了比较，是当时中西结合的一部数学百科全书。传教士并非专职的科技人员（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素养较高，可视例外），但他们传授的西方科技确给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最有价值的内容。在明末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从中国获取了大量信息、情报，在科技方面他们所获主要是传统工艺，如瓷器、纺织、人痘、植物、染色、漆器等技艺，他们开始形成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观点。“中国人擅长多种工艺，特别是丝绸和某类棉布的制作。他们擅长印染和定色之方，也优于处理颜料上色的研磨和调和，漆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利落的木匠手工活。但据说他们水平最高的是陶瓷技术，也就是将泥土尽可能做成各种用具，而且随意设计、上釉、着色和烘干”。“至于科学，中国肯定远远落后于欧洲”。这就是从中国考察归来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结论。由于拥有“绝技”的耶稣会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进行，带有浓厚的“御用”性质，这可谓17、18世纪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于中西方之间的科技差距在当时尚未拉开，中国仍有能力消化来自传教士带来的信息，因此中国士人并不以差距，而是以差异来看待双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极力倡导“西学中源”说，士人对中西学之间的裂缝以传统的方式轻轻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对西学的“受容”某种程度上仍受制于天朝的尊严和儒教的训诫。马戛尔尼、约翰·巴罗在他们的报告中对中国科技的评价和中西之间的差距的看法，虽然带有一定偏见，但大体反映了走在欧洲前列的英国人的自信。
关于军事技术，国人最先认可西人武器，首推火炮。明末，辽东边境战事频繁，面对强悍的清军，明朝将目光投向火力较猛的西洋火炮，时人称之“红夷大炮”。《明史·徐光启传》谓：“徐光启从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神宗时辽东方急，光启乃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黄伯禄《正教奉褒》又谓：“天启二年，上依部议敕罗加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以资成行。”西洋火炮在明军抵抗清军的宁远之战中一度发挥作用。但是清军在围城之战中所缴获的“红夷大炮”，反过来为清军所仿造。清初命南怀仁制造大炮，“红夷大炮”改称“红衣大炮”，一字之改，表现了清军为这种武器的正名，西洋火炮成为清军南下攻城略池的利器，也成为清军平定三藩之乱使用的优势武器。西方军事上另一优势技术是造舰，在17、18世纪，中、西方之间虽未发生大规模海战，但对西方的造船技术，中国已有领教。当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舰队出现在大沽口一带时，“三十多只中国驳船云集在使节船只周围。英国船只的高大桅杆和其复杂的构成，在一群简单、笨重、低矮但相当宽阔结实的中国船只中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英国在欧洲是第一海军强国，素被称为海上之王，英王陛下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本来准备派遣最大的船只载运访问使节，但鉴于黄海水浅多沙，欧洲航海家们不熟悉这段航路，不得不改为派遣较小的船只前来。因此，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一百零十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遗憾的是，这尊炮舰模型未能引起清朝足够的重视，至少事后没有仔细研究。否则，就不会遭遇后来鸦片战争的失败。其实，此前常被国人夸耀的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声势浩大，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之举，两者使用的航海技术，也不可相提并论。“船坚炮利”是近人对优势的西方军事技术的概括，实际上这一优势在17、18世纪已显露端倪。
有关18世纪中西方的实力对比，我们往往只能从西人当时的报道找寻中西之间差异的依据。这是因为国人当时基本上缺乏游历欧洲的经验，因而也就无法根据中方文献对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差距）进行真实对比，也就无从谈起从中国士人的文献了解其对比中西方的真实感受。西人的记载当然带有成见、偏见、误会，甚至盲点，但西方当时与中国的接触毕竟已有相当的规模，故对他们留下的文献材料我们须加仔细甄别，但不可简单否定、弃置不用。在这场中西方对话中，西方是主动者，中国只是“受容”的掌控者。
康雍乾盛世下潜存的危机因素
戴逸先生在比较中西走向现代化的路程时深刻地指出：“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识清楚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戴先生的这一看法值得我们深思。他主持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课题研究及其相关成果，反映了对这一认识的深入和细化。
诚然，戴先生视“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这一观点可以商榷，他可能将中西之间的差异提早了一个世纪。美国加州大学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根据自己对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建构关系的研究，提出1800年以前并不存一个经济中心，仍是多元的世界。19世纪以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才脱颖而出，欧洲才真正领先于亚洲，世界才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大分流”或“大歧变”（The Great Divergence）。另一位加州派学者王国斌（R.Bin.Wing）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以“中西互释”的方法进行中西比较更为恰当，即一方面以欧洲经验来评价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则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他以这种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而中国经济虽因西方的入侵，扩展了贸易和市场，但主要是扩大了斯密型劳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们的观点引起一些中、西方学者的呼应和争议。
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著《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和他即将出版的新著《一个有着惊人差异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欧和中国的国家与经济》（A World of Surprising Difference: State and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对彭慕兰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学者着力经济资源和生产关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分析了中英两国基础结构的“硬件”设施，包括金融财政状况、政府机构的设置、军队组织以及政策方针，发现双方的差异是如此显著。“同清代中国相比，英国政府在基础结构上拥有更为庞大的权力。英国有着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拥有更为高效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更好的货币体系，以及债券体系，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讲，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是根本没有这些的。英国拥有更为高效的政府机构和陆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为高效的海军。英国中央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完全不同于当时清政府典型的农业家长式制度。”他强调，“国家政府可以被描述为一切制度背后的制度”。在此之前，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表达了不能说是相反，但是相异的观点，他认为，从1400—1800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的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基及的”。“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弗兰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马嘎尔尼使团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