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该项目负责人刘雨茂研究员介绍,三星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包含了宝墩文化三期、宝墩文化四期和三星堆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该遗址见证了古蜀文明从宝墩文化时期向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过渡。
首次发现
宝墩文化时期的发饰材料
当时的古蜀社会是什么状况?如今仍是扑朔迷离,疑团丛生。随着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一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真相也许将露出端倪。
在该遗址中,较早的宝墩文化三期的墓葬中没有随葬品,而在稍晚的宝墩文化四期的墓葬中,目前发现了2件玉器,其中有一件玉锛。“玉器出现在墓葬中,是身份的象征,而不是简单的工具。”杨占风说。在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象牙制成的发簪和配饰。配饰有管状的、有牌状的,穿了孔,可以挂在脖子上。“这些珍贵的陪葬品,说明墓葬的主人不会是普通人。应该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这些发现,说明该时期部分人已经享有拥有特殊器物的权力。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力和等级差别。”杨占风说。
“墓葬的变化,反映出该时期社会发生变化,对于探索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及其背景具有重大意义。”刘雨茂介绍。此外,象牙骨簪及其出土位置的发现,还说明当时人们有着束发高挽的习俗,并佩戴骨管和骨片等饰品。这是古蜀宝墩文化时期的发饰材料首次被发现,为研究宝墩先民的发式、审美意识及其族属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以上种种,足以证实该遗址是非常重要的一处先秦文化遗址。
重要意义
有望揭开三星堆文明诞生之谜
刘雨茂告诉成都晚报记者,该遗址纵跨宝墩文化时期和三星堆文化时期。其中,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大量出土,对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在宝墩文化晚期,这些史前聚落中已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聚落之间也可能出现了分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认为,三星堆聚落可能因为掌控了某些特殊资源或特殊物品的贸易渠道,逐步强大,成为强势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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