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朱安的年纪确实很大了，朱家本来已经忧心忡忡，偏偏有传言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儿子在神田散步。这使朱家十分惊慌，也最终促使鲁瑞下决心把鲁迅召回国。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
因为鲁迅迟迟不归，使得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不得已鲁瑞略施小计，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同时开始重修家中的房屋，准备为鲁迅办婚事。
三弟周建人当时18岁，在离家很近的塔子桥边的马神庙里的小学教书，母亲是否曾托他写信或打电报给大哥呢？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里全然没有提及。据他回忆，1906年夏初，他从学堂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这时他才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办婚事了。
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忆：“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点中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中书内阁，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
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假装大脚的新娘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这或许也注定了她日后凄风苦雨的一生。
参加婚礼的有三个台门里的本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门的熊三公公是族长，这天前来主持拜堂。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家里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结婚当天，周家少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假辫子，对此，鲁迅的从弟周光义曾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六月初六这一天，新台门周家办起喜事来。早上，新郎本来是剪掉辫子的，如今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礼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设在神堂下。
朱安
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看去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一对新夫妇拜堂过后，被老嫚旧时越中陋俗，堕民只能从事贱业，不得与四民通婚。女性堕民俗称'老嫚'，从事逢年过节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庆吊诸事去帮帮忙之类的营生，从中得到若干赏钱、赏物。等人拥挤的送进楼上的新房。”
周光义出生于1906年，系周椒生长孙、周仲翔长子。周椒生是鲁迅的堂叔祖，曾把鲁迅、周作人等介绍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鲁迅结婚的场面显然是周光义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或者是按照旧式婚礼的通常情况推想出来的。
鲁迅装一条假辫子的事，给参加婚礼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记得很清楚。鲁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辫子，然而在婚礼上却须一切照旧，要装上一条假辫子，戴上红缨大帽。这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鲁迅来说，无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装大脚。据鲁老太太回忆，鲁迅曾从日本写信回来，要求朱家姑娘放脚：“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
周冠五在《我的杂忆》里也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
从鲁迅这方面来说，最初似乎也试图和未婚妻有所沟通，缩短彼此的距离，可是朱家并没有理会他提出的条件。朱安的态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鲁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学的洗礼，不仅自己剪了辫，也很反对女人缠足。这一点朱家也明白，于是这天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子，假装大脚。多年以后鲁老太太回忆婚礼的情景，说了这样一件事：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说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这些话，但愿这门亲事顺利。婚后没几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读书。
朱安之母
朱家族人对当年婚礼上一些小小的闪失也始终耿耿于怀：“鲁迅结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亲上加亲，我不仅去做了送亲的舅爷，还接连的吃了好几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过了堂，双双被人送入洞房，当新郎走上楼梯的时候，宾客拥挤，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又有一个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讲话欠检点，向我说他在昨夜遇鬼。你想，这人冒失不冒失！”
这是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后的忆述。在朱家人看来，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贺客说话欠检点，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来，新娘鞋子掉下来，是很不吉利的。
据周光义说，身为新郎的鲁迅，那时看上去是个英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别的外表的缺点似乎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在老辈人眼里至少是可以过日子的，他们两个为什么婚后过不到一起？双方的家长都想不通，只好归因于婚礼中一些不好的兆头，互相埋怨，互相责怪。
新婚之夜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绍兴鲁迅故居，楼下是小堂前，鲁迅接待来客的地方，楼上，那一排木板窗，就是朱安和鲁迅结婚的新房。（作者摄于200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