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会见饶宗颐
文革中大陆的学者们停滞不前，饶宗颐却在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且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托香港之福。
多学并驾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饶宗颐 编著《全明词》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则说季老懂我。
王国维曾把“新发见（现）”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陈寅恪则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饶宗颐对新材料、新证据的重视和掌握，让人吃惊。
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他则无不注意。
▲饶宗颐和季羡林
事实上，人们将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不无道理，他们两人皆通晓多国语言，研究领域皆极为广泛，在梵文、吐火罗文、敦煌学、佛学等领域有交叉研究，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评价甚高。
有人说，饶宗颐钻研的学问，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艰深的语言写就的。他在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
同时，他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阅读法国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 饶宗颐在《敦煌白画》中提到的二女神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