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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末代进士的命运沉浮

2018-03-13 10:25:19    澎湃新闻网  参与评论()人

末代天子门生的际遇与浮沉

癸甲进士可谓同时代读书人之幸运者,赶上科举“末班车”而成为末代天子门生。然而,他们也赶上一个仕途壅滞的晚清时代,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变革时代。朝考授职后,他们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签分各部为学习主事,或分发各省为即用知县,其实大多并无实缺。其后或入进士馆修业,或在阁部学习历练,或在地方办学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学,辗转于各职位之间,辛苦候缺。癸甲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呈现出“整体严峻”、“比较优势”与“内部分化”并存的事实;清末官制改革,加之两科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就此终结。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连接该进士群体仕途的阶梯并未被完全阻断。尽管旧朝已没,政体已新,但他们毕竟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让其中善于因应者成功过渡,华丽转身,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进士群体在传统中国的“成功阶梯”上,已近登顶;进士馆教育和留学经历,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阶梯”。部分进士成功连接前后阶梯,进入民国后不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会纵向流动中继续上升。当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进士选择继续忠于清室,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南北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又或乡居著述,教学育人,募化劝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仍有部分健在进士继续出仕,或以其他方式发挥影响。

叶景葵(1874—1949),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后成为著名实业家、金融家、藏书家

癸甲进士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之转向与分化,亦颇微妙而曲折。作为科举正途遴选的“天子门生”,他们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帝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整体也倾向维系既有体制的存续。当然,其间时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士馆派出留学人员兼有官僚和留学生双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触革命思想,可能影响其政治取向。不过,他们此时也还是尽量维护现有秩序,因为他们本是旧有体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为了符合后定之论,过早、过分拔高部分进士的“政治觉悟”;当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责于人,谓该群体“革命性”不足、不肯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云云。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份而言,此种艰难而缓慢的转型才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真实境遇。实情如此,必至渐见立宪无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场才随之逐渐转变。其间,从天子门生、钦命职官到民选议员、国民代表等,癸甲进士的政治身份和认同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少数进士开始将其“忠爱之诚”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与忠于一国一群、职事大政的区分。传统意义上君即国、朝廷即国的观念,逐渐遭遇到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新知阶层逐渐“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成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最终,部分影响甚大的“天子门生”也站到天子对面,转而倾向同情革命,乃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灭亡。此种“种瓜得豆”的结局,确非改革之所乐见。当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论域,则可发现晚清改革对近代中国转向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涵。民国肇建后,统合该群体的旧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化。其中有总体支持民国而内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图复辟帝制而视民国为“敌国”者,乃至有投敌附伪而身败名裂者;其间,又有在国共两党及中间各派选择与斡旋、辗转进退者。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远甚前清时代。时代世局之迁移大势,诚有为个体及群体难以逆料和逆转者。

关键词:科举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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