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末代进士的命运沉浮

叶景葵（1874—1949），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后成为著名实业家、金融家、藏书家

癸甲进士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之转向与分化，亦颇微妙而曲折。作为科举正途遴选的“天子门生”，他们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帝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整体也倾向维系既有体制的存续。当然，其间时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士馆派出留学人员兼有官僚和留学生双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触革命思想，可能影响其政治取向。不过，他们此时也还是尽量维护现有秩序，因为他们本是旧有体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为了符合后定之论，过早、过分拔高部分进士的“政治觉悟”；当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责于人，谓该群体“革命性”不足、不肯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云云。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份而言，此种艰难而缓慢的转型才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真实境遇。实情如此，必至渐见立宪无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场才随之逐渐转变。其间，从天子门生、钦命职官到民选议员、国民代表等，癸甲进士的政治身份和认同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少数进士开始将其“忠爱之诚”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与忠于一国一群、职事大政的区分。传统意义上君即国、朝廷即国的观念，逐渐遭遇到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新知阶层逐渐“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成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最终，部分影响甚大的“天子门生”也站到天子对面，转而倾向同情革命，乃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灭亡。此种“种瓜得豆”的结局，确非改革之所乐见。当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论域，则可发现晚清改革对近代中国转向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涵。民国肇建后，统合该群体的旧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化。其中有总体支持民国而内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图复辟帝制而视民国为“敌国”者，乃至有投敌附伪而身败名裂者；其间，又有在国共两党及中间各派选择与斡旋、辗转进退者。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远甚前清时代。时代世局之迁移大势，诚有为个体及群体难以逆料和逆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