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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默生、梭罗到迪拉德,今天应如何看待自然文学(1)

2017-03-03 09:49:24    澎湃新闻网  参与评论()人

看到安妮·迪拉德,会难免想起梭罗。这是一股美国文学传统的“清流”:融于自然的生命省思,远离尘嚣。一个优秀作家,开始总是虔诚的“模仿者”,会在心中树立前辈典范。早在1968年,迪拉德就写了题为《瓦尔登湖与梭罗》的毕业论文。风格即人本身,这位女作家对写作方向如此确信,犹如她和梭罗有个“前世契约”。

安妮·迪拉德

正如蒙田早早过起了“退休生活”,一次严重的坠马事故,才让他思索肉体和灵魂的关系。1971年,一场致命的肺炎,也成就了迪拉德生命化的体验书写。她在“听客溪”生活了一年,以一本《听客溪的朝圣》摘得普利策奖,那一年她29岁。也许,只有切近死亡,才看到生命“妆台”的背面,不由多了一道目光,深刻起来。

尽管,迪拉德在听客溪的“朝圣之旅”与梭罗瓦尔登湖式“沉思”有很多相似。然而,我并不愿将迪拉德视为一个“女版梭罗”,一位“单纯的自然文学作家”。因为,迪拉德自己也很反感这种标签。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作家这种情绪是追求创作的独立自觉。但事实上,你也确实能看到迪拉德对前辈的超脱,一种刻意保持的距离。

有时,我会想这种“距离”是什么?答案就是:态度。如果说《听客溪的朝圣》是作家青年时的精神“野性”,《现世》一书就是人到中年的沉静省思,甚至入了几分“老境”。这像一边是水面的平静,一边是河底的暗涌。不过,迪拉德的态度倒是一以贯之:追问、审视、困惑和怀疑。

听客溪

你当然可以说,迪拉德拿了爱默生和梭罗的“衣钵”,但这并非重点所在。因为,这只是相似“题材”给你的错觉。在书写观念上,他们“趣舍万殊”。长久以来,我们对自然文学的认识都没有跳出一种思维惯性:认为其无非是“自然的礼赞”,“大地的散文”,表达了造物的伟大,人类的卑微;尘嚣的烦扰,自然的宁静。然而,这一系列对举的价值,似乎天然造成了社会-自然的二元对立。这绝不是什么纯粹和谐的“美文”,你甚至在每个毛孔里都能嗅出对世俗、庸众和凡尘的鄙夷厌弃。

在爱默生笔下,自然是富于象征意味的“道具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只能“反照”――专门让你瞥见世俗生活中“创造力的可怜”、“瞻前顾后的世故”、“郑重其事的烦琐”。同样,如果你认为,梭罗只是写出一个“离群索居者”的湖畔“闲暇录”,或许也没理解他的用心深曲。亚里士多德曾言,喜欢独居寂寞者,不是野兽就是圣哲。梭罗一直想做最初之人或最后之人,他爱的并不是孤独,而是“独享自然”的优越。“实际上,我倒是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还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小天地。”

爱默生

换言之,梭罗对自然文学的贡献在于一种眼光,其本质就是用宇宙视野取代社会语境,以人化的自然替代现实友邻。“独处的生活艺术”需要他把自然视作呼吸的空气,沉浸归化。你甚至感觉不到自然是一种“景观”,因为它本身就是无法洞察的生活。迪拉德也许承袭了他们的书写风格,但这并不意味她就是自然文学的传人。在我看,她只是将自然视为写作的“引言”、“序曲”、社会意识的“精神映象”。迪拉德并未在自然中陷落、陶醉,写出类似风景“小品文”的“廉价优美”。相反,《现世》一书始终超拔其上,把自然界镶嵌在深广的历史意识中,严丝合缝。在她那里,自然倒成了历史的“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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