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安妮·迪拉德，会难免想起梭罗。这是一股美国文学传统的“清流”：融于自然的生命省思，远离尘嚣。一个优秀作家，开始总是虔诚的“模仿者”，会在心中树立前辈典范。早在1968年，迪拉德就写了题为《瓦尔登湖与梭罗》的毕业论文。风格即人本身，这位女作家对写作方向如此确信，犹如她和梭罗有个“前世契约”。
安妮·迪拉德
正如蒙田早早过起了“退休生活”，一次严重的坠马事故，才让他思索肉体和灵魂的关系。1971年，一场致命的肺炎，也成就了迪拉德生命化的体验书写。她在“听客溪”生活了一年，以一本《听客溪的朝圣》摘得普利策奖，那一年她29岁。也许，只有切近死亡，才看到生命“妆台”的背面，不由多了一道目光，深刻起来。
尽管，迪拉德在听客溪的“朝圣之旅”与梭罗瓦尔登湖式“沉思”有很多相似。然而，我并不愿将迪拉德视为一个“女版梭罗”，一位“单纯的自然文学作家”。因为，迪拉德自己也很反感这种标签。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作家这种情绪是追求创作的独立自觉。但事实上，你也确实能看到迪拉德对前辈的超脱，一种刻意保持的距离。
有时，我会想这种“距离”是什么？答案就是：态度。如果说《听客溪的朝圣》是作家青年时的精神“野性”，《现世》一书就是人到中年的沉静省思，甚至入了几分“老境”。这像一边是水面的平静，一边是河底的暗涌。不过，迪拉德的态度倒是一以贯之：追问、审视、困惑和怀疑。
听客溪
你当然可以说，迪拉德拿了爱默生和梭罗的“衣钵”，但这并非重点所在。因为，这只是相似“题材”给你的错觉。在书写观念上，他们“趣舍万殊”。长久以来，我们对自然文学的认识都没有跳出一种思维惯性：认为其无非是“自然的礼赞”，“大地的散文”，表达了造物的伟大，人类的卑微；尘嚣的烦扰，自然的宁静。然而，这一系列对举的价值，似乎天然造成了社会-自然的二元对立。这绝不是什么纯粹和谐的“美文”，你甚至在每个毛孔里都能嗅出对世俗、庸众和凡尘的鄙夷厌弃。
在爱默生笔下，自然是富于象征意味的“道具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只能“反照”――专门让你瞥见世俗生活中“创造力的可怜”、“瞻前顾后的世故”、“郑重其事的烦琐”。同样，如果你认为，梭罗只是写出一个“离群索居者”的湖畔“闲暇录”，或许也没理解他的用心深曲。亚里士多德曾言，喜欢独居寂寞者，不是野兽就是圣哲。梭罗一直想做最初之人或最后之人，他爱的并不是孤独，而是“独享自然”的优越。“实际上，我倒是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还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小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