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苏联一次长达一年的排队事件给了作家奥尔加·格鲁辛创作灵感。小说《排队》讲述了大变化三十七周年纪念日那天，主人公安娜下班回家，走了一条不同往常的路。这个选择让她毫无征兆地卷入了一次长达一年的排队，而她渐渐发现，疏离自己的母亲、貌合神离的丈夫、青春叛逆的儿子也身陷其中。一家四口的生活完全被这次排队打乱，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位流亡音乐家即将归国演出的传言。在这场跨越了冬春夏秋的排队中，人们自发维持秩序，重拾亲情，寻觅爱情，争吵，团结……但等在队伍前方的，到底是什么？
一次排队，折射了一整个极权社会。
本文是《华盛顿邮报》书评家乔纳森•雅德利为《排队》一书所写的评论。在雅德利看来，格鲁辛赋予笔下角色以个性和尊严，她对他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体制的轻视。
《排队》，[美]奥尔加ㆍ格鲁辛 著，翁海贞 译，三辉图书·漓江出版社2016年8月
正如奥尔加·格鲁辛在《排队》最后的“史实记注”中所写，这部小说源自以下历史事件：“1962年，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菲奥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的邀请，回故国访问。这是他去国半世纪后第一次回归故土……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排队》这部小说虽在整体上将苏维埃俄罗斯虚构化，但最基本的思路来自这个历史插曲。”
确实，斯特拉文斯基在这本书中被完全虚构化了：他的名字变成了瑟林斯基，格鲁辛描述他的音乐和斯特拉文斯基极为相似，而他的相貌——可怕的身高以及长长的、贵族式的鼻子——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样子。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事实上对自发排队的莫斯科人来说，瑟林斯基/斯特拉文斯基作为一个遥远的、令人敬畏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本书的时间线设在“大变化”——1917年十月革命——的37周年，按照实际历史推算应该是1954年，但是格鲁辛在书末的“史实记注”中告诉我们本书借鉴了“苏联历史的三个不同时期：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压制时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读过格鲁辛2006年处女作《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的读者会对本书的灰暗氛围感到熟悉，前者是作者第一次用英文写就的出色作品，而英文不是作者的母语，这使得她的写作特质更加明显。格鲁辛生于1971年，她是前苏联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女儿，大约20年前她来到美国，后在埃默里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她现在住在华盛顿的郊区。由于她父亲的地位，以苏联的标准来看，格鲁辛的童年似乎优于常人，而这也给了格鲁辛一种局内人的视角理解前苏联精英们自身存在的矛盾性，以及前苏联官僚机构勉强维持的局面和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奥尔加·格鲁辛
在《排队》和《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中，她笔下的苏联干枯、缺乏生机，甚至连那种令人厌烦的氛围有相同之处，但两部作品还是有显著不同。《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为了过上安逸的生活，他牺牲了自己的原则。而在《排队》中的艺术家是谢尔盖，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音乐家，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他被迫去吹奏大号，整天演奏着官方音乐——“点缀颂歌和游行的铜管乐高音，不值他的时间，不值他的气息，不值他吹送到乐器里使之颤抖的空气。”苏哈诺夫向制度的妥协是自愿而又带着犬儒性质的，但是现实的压迫并未使谢尔盖完全忘记少年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