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学院与江湖之间的民国气象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

记者：历史学者张灏将清末民初视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时代，而民国初年作为革故鼎新的阶段，构成了转型时代中的重要部分。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会是怎样一个时代？

唐小兵：我在《与民国相遇》的《故旧》一辑，谈及过关于清末民初的新旧之争。确如张灏先生所言，这是一个转型时代，其中是有两条主线的。一方面，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皇权的瓦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边缘化。学者余英时认为，这种边缘化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我的边缘化。另一方面，新式的传播媒介、新式学校和新式社团开始出现，让知识分子获得一个更为广阔多元的社会空间来传播其影响，部分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重建社会重心来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能够看到，民初的中国社会有着吊诡和复杂的面貌。新与旧存在着一种悖论，如李大钊所言，在北京看见贺新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有种奇异、反讽的意味，这或许是转型时代所具有的特征。周作人在1925年的《语丝》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叫《十字街头的塔》。他就认为，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房子已经拆掉，新的却还未建起。对于时代的巨变，相比其他群体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感知，与此同时，他们会有种无力感，毕竟无法短时期内造就一个新的秩序，这一秩序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个体的心灵秩序。不过我不太赞成对民初社会持过于负面的看法，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长时段与跨国的视野来看，民初的共和政治相对比较成功了。民主政治，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多少会有些不成熟，应该允许试错，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当时的民众，都有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史家杨国强教授在《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贯通百年的历史因果》一文中有过阐释。他认为清末民初的人们设想着各种蓝图，喜欢弯道超车，有种乌托邦的想象，当这种想象与现实产生落差时，他们就很容易改弦易辙，从而放弃对社会图景的韧性探索。他们没有从容的心态来面对历史的嬗变和转型。即便是胡适这样留美归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会对民初的政党政治有种强烈的疏离感。1935年9月29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的文章。在他眼里，政党政治是令人厌恶的，最好有个无党政治，从而实现一个超党派的自由联合政治。他认为党派政治是被利益所渗透的，是一种私性化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