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先锋派”如何避免成为“冲锋队”？

《春之祭》

1913 年的春夏之交，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几乎引发了一场“暴动”。异议的尖叫声和认同的掌声此起彼伏，抗议者被赶出剧院，但是剧院内依然一片混乱。台上台下都在努力的“演出”，整个剧院灯火通明。这次演出引发的观众反应，比舞剧本身更让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津津乐道。

这本书的题目就来自这部芭蕾舞剧，由此开始，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一战”，已经有太多的著作，但大都在分析国际关系或者讲述战争史，从精神层面进行研究的著作很少。相比“蓄谋已久”的二战，一战的爆发有着很多的偶然性，仅从领土纷争或国家利益出发，很难给予充分的解释。

加拿大学者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先生的《春之祭》，是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精神分析之书。芭蕾舞剧《春之祭》把“死亡”和生、解放、创造联系在一起，符合这些特征的不仅是《春之祭》，也包括战争。

虽然这本书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讲述一战，也涉及许多文艺事件，但这是一本冒犯文艺青年之书。《春之祭》开篇就表示：“对我们来说，先锋派听上去好像是正面的，而冲锋队则有着可怕的含义。本书认为，在这两个术语之间，或许存在某种亲缘关系……”

“先锋派”和“冲锋队”的关系，对于从文学转入历史最近又回到文学的我而言，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许多美学上的“先锋派”，在政治上却认同“冲锋队”；或者许多“冲锋队”成员，在美学上却有着“先锋派”的趣味——这是我最初觉得有些不解的现象。后来发现，两者在思维上有相似之处，从“先锋派”到“冲锋队”，不是断裂或转向，有时恰恰是一脉相承的。“先锋”一词，本身就是军事术语。

19 世纪末开始大国崛起的德国，逐渐不满于盎格鲁－法兰西文明，认为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福利政策是虚伪的，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只是谎言，他们更为注重的是”内在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精神世界应该超越物质世界。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生活应该是审美化的，历史必须是精神性的。埃克斯坦斯指出，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战争首先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以德国的领土扩张为目的的阴谋。”

战争改变墨守成规的生活，正如芭蕾舞剧《春之祭》打破了古典规则，用冲突取代了和谐。耶鲁大学的公开课“聆听音乐”讲到，《春之祭》（巧合的是，公开课也讲到了这本同名书籍）用尖锐而粗野的声音取代了温暖而丰富的音色。

战争成为艺术——解放的艺术、自由的艺术。总参谋长毛奇对艺术的热情高于对军事的热情，他认为自己完全生活在艺术中。不仅高级军官如此，在德国士兵的家信中也频频出现把战争和艺术并置的说法：“诗、艺术、哲学，还有文化，这些就是这场搏斗的全部内容。”

在战争中甚至出现了狂欢的景象。1914 年的圣诞节，在双方战壕之间的无人区，互为敌国的数千名士兵展开联欢。他们互相交换礼物，交换签名，甚至交换步枪，有的士兵还跑到对方战壕里举行庆祝活动。许多地方唱歌联欢，士兵们进行各种才艺表演，有个德国士兵靠杂耍表演吸引了很多观众，有位曾在英格兰工作的德国理发师应邀为英格兰士兵刮了脸修了胡子。“这真是我度过的最棒的圣诞节。”一名士兵在家信中感叹。

很久以前看过韩国导演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其中讲到三八线两边的士兵如何从敌人变成朋友，但那毕竟只是电影，而且电影中的士兵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战场上互为敌国的数千名士兵的联欢，如果不是看到书中的这段描写，难以置信。当时一名士兵也在家信中写道：“如果我是在电影中看到的，我会发誓说那是假的！”

然而，这种浪漫化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是“骑士精神”以及随后的“体育精神”的遗留。接下来的战争开始具有了“总体战”的属性。虽然当时也在战场上的诗人阿波利奈尔尚未使用“超现实主义”一词，但是战场上的景象具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具有旺盛繁殖能力的虱子“早晨出生的到了晚上就成了祖母”；老鼠据说比猫还大，甚至可以吃掉三周大的猫仔；沙袋里有着残肢断臂，敌人的或同伴的；那些血肉模糊但在瞬间还有意识的面孔……

德国纳粹

德国知识界与纳粹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书中提及，早在一战期间，德国知识界对战争就有很多支持的声音。占据德国大学历史学系的四十三人，有三十五人相信德国卷入战争是因为受到了攻击。九十三名知识分子签名，为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辩护。在精神超越现实的逻辑下，历史不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再具有客观性，而是成为艺术，成为了精神性的产物。传统历史学家的实证工作被认为过于浅薄，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绝对精神”。

德国灵魂将拯救世界——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消耗战”在物质上表现出的总体性，与一种精神的总体性相关联：死亡变成牺牲，具有了重生的含义；战争被等同为美，“愈演愈烈的狂暴则被很多人当作不过是其美学意义的加强而已”。

哪怕是在战争的后期，德国士兵感受到了空虚，也会把这种空虚的责任归咎于敌人，“失败者会变成征服者，就像在达达主义的作品中，反艺术会变成艺术一样”。“唯一的意义就是就是无意义，唯一的艺术就是反艺术”，达达主义的理念换算到战争中，唯一的再生就是死亡，唯一的胜利就是失败。在战争中，很多士兵产生了新的审美意识，甚至有位士兵声称对巴黎的空袭让他想起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当战争被赋予了精神含义，其中的残酷就微不足道了，那只是必须要付的代价。谁对此抱有怜悯，谁就是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拒绝怜悯，这是纳粹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与诗人庞德不约而同的态度，戈培尔的另一个身份是海德堡大学博士，庞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法西斯信徒。

纳粹的庸俗美学

这本书不仅是对一战的精神分析，也试图分析从一战到二战的精神过程。作者不惜笔墨地描述了1927 年林德伯格驾驶飞机直接跨越大西洋，在欧洲引发的震动，并且点明“在死亡中肯定生命”是林德伯格和一战的相通之处。那个时代的飞行，像战争一样充满危险。林德伯格取代了芭蕾舞剧《春之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林德伯格在二战期间曾到访德国，表示了对纳粹主义的同情理解。同样“在死亡中肯定生命”的是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部风靡一时的小说汇集了战后的现代冲动：“祈求与绝望、梦想与混乱、希望与荒芜的混合物。”

作者分析了纳粹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相通之处，纳粹主义不仅是政治运动，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政治的审美化”，还是整个存在的审美化。不受重视的艺术青年希特勒，试图把政治和生活艺术化，战争满足了他的这个需求。这名艺术青年这样回顾一战中的自己：“我是抱着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态度走上前线的”，他认为那段时间是他“在世上经历的最伟大、最难忘的时光”。

在纳粹主义的感召下，政治成为戏剧，神话取代历史，“法西斯主义就是诗”，暴力和恐怖变成了艺术——“纳粹主义是先锋派许多冲动中的一种通俗变种”。德国民众不是因为无知或无奈而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被该运动的力量所吸引的“。

在意大利，唯美主义作家邓南遮和未来主义作家马里内蒂虽然存在美学上的分歧，但是共同成为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精神源头，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敬重。后人为两位作家辩护，认为他们是被墨索里尼“利用”，这种“利用”说回避了他们的相通之处。对极权政治和极权美学有着明晰认识的诗人布罗茨基谈到过这两位：“邓南遮把膨胀的和谐推至极端（和最高）程度，马里内蒂和其他未来主义者则追求相反的，肢解那和谐。两者从事的，都是一场用手段反对手段的战争。”（《在但丁的阴影下》）。马里内蒂则写过《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分析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那时法西斯主义还不是贬义词。

文艺青年通常是无政府主义的，怎么会支持极权主义呢？纳粹和第三帝国恰恰是”极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从唯美主义到国家主义，这种表面上的立场转换，不过是术语的调整，重点并没有变化，只是把人对于自我的幻想以极端利己主义的方式移情于国家。”在元首最后的时刻，这个昔日的二流文艺青年导演了二流的戏剧，与情妇结婚，同时决定自杀，“开始”与“结束”再次合二为一，“在死亡中肯定生命”。

先锋派和冲锋队有哪些精神关系呢？这本书的开篇说到了四点，“内省、原始主义、抽象以及制造神话。”这里所说的内省不是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而是指无限放大内在的“自由意志”，把保障外在自由的法庭、代议机构等视为虚伪的。原始主义则表现为一种“返祖”现象，从古老的传统里乞灵，却同时宣称自己是独一无二、开天辟地的，仿佛只有自己拥有与古老的祖先秘密沟通的渠道。抽象则忽略那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用理念和精神取而代之，人们是为了理念和精神而生存，历史和现实则被视为表层的现象。关于制造神话，不用多说，超凡魅力是艺术家和元首的共同属性。如果读过这本书，你会发现，双方的共同之处不仅是这四点。

遗憾的是，作者的长处在于叙述（甚至有时叙述得有些臃肿），在理论层面只是点到为止（甚至有时会有太多的同义反复）。关于“先锋派”和“冲锋队”的内在精神关联——比如先锋派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包含很多分支，哪种距离冲锋队更近，哪种距离冲锋队稍远——论述仍嫌不够充分，距离阅读期待有着不小的距离。虽然整本书很厚，读后却有意犹未尽之感。

尽管先锋派和冲锋队存在亲缘关系——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两者不应被等同。只要先锋派没有掌握权力和暴力，没有手握冲锋枪，就与冲锋队有着根本的区别。并非所有的先锋派，都在为冲锋队提供精神资源。如果把冲锋队的责任归咎于先锋派，就会误读这部《春之祭》。先锋派如何避免成为冲锋队？不是“去政治化”，而是通过对公共问题的关注逐渐促动自己的政治成熟，认识“美学的界限”和“政治的界限”，明白美学与政治何时共处，何时又需要保持距离。

这种审慎的思考，不仅是先锋派需要做到的。

本文原标题为“一本冒犯文艺青年之书”，为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先生为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中文版所撰写的推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