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4月23日电(记者章利新、陈键兴)在台北，谈到书店，很多本地人都会提到“重南书街”。重庆南路，因历史悠久、书店聚集而得“书街”美誉。放学或下班后流连书街，是许多台北人的共同记忆。
百多年前，众多书店已在这里聚集。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又有不少大陆出版社和书局落户于此，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鼎盛时期，重庆南路上有超过百家书店比邻而居，“书街”成为台北文化地标，带动了台湾的读书风气。
如今，走在重南书街，满眼都是银行、券商、食肆、咖啡馆等广告牌，其中零星夹杂着书店的牌子，稍稍醒目的有垫脚石、三民、建宏、天龙、世界等。时光荏苒，曾经文风鼎盛的“书街”只剩10余家书店。
“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四层小楼已改造成一家时尚旅馆，只留下外墙上原来的铸字招牌，让人遥想当年况味。此外，原来的“东方出版社”如今成了日药本铺；原来的“中华书局”也成了旅馆……
三民书局依靠主营教科书还挺立街头，只有三楼依旧为文史哲书籍的“保留地”，几位头发花白的中年读者在“经部”“子部”的书架前安静地翻阅着。
在天龙书局，记者偶遇老顾客张友骅。他说，从17岁开始就在这里买书，一买就是44年，如今近5万本书快把他家变成了图书馆。“我家现在主要是给书在住，而不是人在住”。
尽管“书街”盛况不再，但张友骅依然保持着一周逛两趟“书街”、每天读两三小时书的习惯，把书店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他更怀念从前的“重南书街”：“那是另一种风情”。
年轻时，他约女友、见朋友都在书店；文化界的很多人也常常在“书街”聚会，在咖啡馆里谈文论艺；甚至，还有诗人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诗集。那时，作者和读者离得很近：如果读者喜欢一本书，在书街很容易找到书的作者。
“那时的‘重南’书香诱人，不在于书店多，而在于一种好的文化生态。”张友骅说，现在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加上租金上涨、连锁店的竞争等因素，传统书店只能转型，才能保住老书街的书香。
据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统计，从2006年到2015年，台湾书店的数量从3249家减少到了2217家，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但是，依旧有一群人在努力，要让老“书街”飘出新书香。“天龙书局”负责人、“重南书街促进会”理事长沈荣裕就是其中之一。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他把书店的二层改造成“重南90”文创基地，希望吸引年轻人来此听讲座、看文艺展览和表演，让他们重新“发现书街的美好价值”。
去年，沈荣裕尝试书店和商家跨界合作的新模式，让“友善阅读书架”进驻各商家，让年轻人有机会更多地接触纸质阅读。第一批已有15家商家加入，包括咖啡馆、旅馆、大饭店等，今年将增加到25家以上。
在“重南书街”，沈荣裕的经营有点“另类”：他主营大陆简体版书籍，而且还在不景气的环境中实现了逆势增长，店面不断扩张。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随着文化交流加深，近年来台湾读者对简体书的需求不断增长。”沈荣裕说，大陆图书价格低、选题广、内容新，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他还打算把大陆的文创活动引入自己的基地展示。
“天龙书局”对面，是“世界书局”。店内装修古朴典雅，书架上摆满了书局自己出版的线装古籍。这家百年老店1949年迁台之后一直扎根“重南书街”，是岛内文史哲书籍的出版重镇。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书局”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耗时数年，将世上唯一孤本《四库全书荟要》影印成册。“世界书局”还是最早从大陆进口优质古籍的台湾书店之一。
“当时我们进了很多冷僻的、昂贵的古籍，父亲每批都亲自细细查阅，遇到喜欢的还会送朋友。这是一种文化的怀乡。”“世界书局”董事长阎初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能让台湾读者看到中华文化的全貌。
如今，阅读和收藏线装古籍的群体正在凋零，但凭借房产自有的优势，“世界书局”仍在坚守。“如今专心做中华古籍，需要一股执着的傻劲，需要把它当作一种文化使命。”阎初说。
更让阎初担心的是，岛内线装书制作的产业链也在衰落，成本越来越高。她把希望寄托在大陆，正努力寻找新的合作者。“只要破除一些障碍，大陆的制作技术和读者市场将是未来线装古籍出版振兴的希望。”阎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