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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发表时的那些事

2016-05-04 09:28:46  北京晚报    参与评论()人

白鹿原》就是在这个小桌上写成的

■常振家

转眼间,长篇小说《白鹿原》已发表二十多年了。作为当年它在《当代》发表时的责任编辑之一,我不禁感慨良多。1992年12月《当代》杂志以巨大篇幅先后分两期发表了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是作家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呕心沥血,在他那远离闹市的乡村祖屋熔铸出的一部沉甸甸的大作品。

1993年6月,《白鹿原》作为图书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随着《白鹿原》影响的不断扩大,每年都要加印,迄今,总印数200多万册。如果加上各种盗印本,总数已达400万之多。《白鹿原》还先后被译成日、蒙、韩、法以及越南文版,目前英文版也正在进行之中,加上近几年《白鹿原》又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至今仍长盛不衰。

然而,20年前《白鹿原》发表时以及发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情况并不如此。1992年3月,陈忠实写信给《当代》当时的常务副主编何启治,准备将刚刚写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交给《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据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

当陈忠实把厚厚的一摞书稿交给两位前去取稿的编辑洪清波和高贤均时,他“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1992年4月18日,《当代》杂志从西安取稿回来的编辑洪清波将稿子交到我手里。洪清波为人正直厚道,喜欢读书看稿,他的阅读量和看稿量在编辑部里是数一数二的。那时他分管西北片的稿件。我当时是《当代》编委,编辑部副主任,按分工负责复审他的稿件。刚刚读过作品的洪清波笑眯眯地把稿子交给我:“振家,你看看吧,写得真不错!”

我相信他的眼光,立刻放下手中其他的活儿,先看陈忠实的稿子。只读了几万字,我就被作品中那种历史原生态的凝重震慑住了。我心里渐渐地生出一种兴奋和惊喜——这是一部大作品,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厚重的小说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当年阅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时的感觉。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多年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会遇到麻烦的。写作技术上的某些缺陷处理起来并不难,问题往往出在作品的思想政治和艺术倾向上。恰恰《白鹿原》在创作的思想艺术倾向上有着历史性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往往会伴随着某种代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洪清波、我和何启治先后完成了稿件的初、复审和终审。

也许是这部小说真的打动了我,也许是出于一名文学编辑的职业良心,在编辑部讨论稿子的会上,一向办事谨慎的我竟一反常态向领导拍胸脯,保证这是一部大作品、好作品。我当时只是想用自己坚定的态度影响领导最终的决断。当时《当代》杂志的主编是老一辈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主管《当代》工作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副主编的朱盛昌,担任《白鹿原》终审的是《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

尤其是朱盛昌,由于他当时在《当代》所处的地位,他的态度十分重要。我当时虽然只是《当代》杂志编委、编辑部副主任,但我仍坚信我的努力会发生作用。我一向谨慎不假,但面对一部杰出的大作品,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编辑决不会无动于衷,任何犹豫不前都是自私的表现,都有损于编辑的职业道德。

在《当代》杂志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白鹿原》终于面世了。经研究,刊物将分为两期发表,并决定由我和洪清波担任责任编辑发稿。发稿前要对作品进行必要的加工删节(删去五万字),同时强调,小说的前十万字要由我亲自动手加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当时《当代》领导对我的信任。《白鹿原》的上半部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的《当代》杂志,它的下半部发表在1993年的《当代》第一期。

(作者为《白鹿原》首次刊登在《当代》杂志时的编辑部副主任) J226

(责任编辑:刘畅 CC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