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月》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为题，发起第四期十月青年论坛。会议由宁肯、黄纪苏主持，李陀、梁鸿等数十位社会学者、文学研究者就这一话题展开热议。
春节期间，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爆社交网络，这篇文章作者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待不下去的城市，回不下去的乡村”，很多人心底都会有一个追问，正如这篇文章的原名——《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它发表在《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
此外，《十月》也曾经发表罗伟章的《声音史》，小说以声音的消失为线索，暗示着今天乡村的空壳化现实，具有一种天荒地老的苍凉感。
这两部作品正是这次论坛的缘起。
文学常把农民问题化乡村景观事件化
（梁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书写者易于悲情，因为你是用事件的眼光来看待乡村，这时候看到的都是问题。实际上行动者反而有一种态度，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要面临一个一个问题，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没有那么悲观，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我是2011年写的《中国在梁庄》，作为乡村建设的一个书写者，我受邀请跟他们跑了几个月。我非常尊敬他们，他们在创造一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以失败告终，最后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把可能性消解掉了。但我觉得他们至少拿出了一种失败的可能性。
这个春节看了黄灯的文章，特别感慨。实际上写梁庄的时候，我一直在反省，包括2012年写了一篇长文叫《艰难的重返》，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反思，四五年来书写梁庄，思维的局限在哪里。
社会学和文学有区别，文学是我们不想成为这样，我们想找到更应该的那个样子。更进一步说，如果文学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我们要试图找到一个更合理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文学应该解决的问题。悲情吗？我觉得悲情太多了，这几年，每年都有这样的文章，也有许多记者来采访我，就像出疹子一样，出完以后发发热，大家都散了，该干吗干吗去了，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文学应该在这里止步吗？
具体实践者跟农民交流的时候，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个体，他很开心，他在说笑话、在跟她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但一回到我们文学现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为问题的农民，一个原形的、悲怆的，实际上夹带了我们所谓知识分子很多的概念在里面。文学怎样才能使得农民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问题？这样才能把农民纳入历史的长河里面，纳入我们人类的声音里面，使其作为人的一份子存在。
我在写《艰难的重返》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在模仿鲁迅，模仿鲁迅并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从鲁迅出发来思考中国，但在模仿中我们是在建构一个村庄的原形，这原形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在按照鲁迅的眼光思考现在的村庄。这是我们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想的。文学乡村里农民的存在，在于把农民过于问题化，把乡村的图景过于事件化，这是特别大的问题。包括我偶尔回乡，我每年春节都回家，放假也回家，无比厌倦，难受，心情非常复杂。我觉得自己要反思这种难受，因为身在其中的人还在生活，还在喜怒哀乐，还在按照自己的样态生活，难道他们就愚昧吗？难道他的起点比我们低吗？并不是要遮蔽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看待他们的时候，我们自身潜在的视野和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