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插画家Arthur Rackham为《暴风雨》所作插图
斯特拉福的莎翁故居里天天都有人穿上十六世纪的服装，把莎士比亚童年的故事演给你看。音量足够让剧场最后一排听见的男中音，过于洪亮地回荡在狭小的卧室里。大约每隔十五分钟，这位穿着戏服的导游就要拿起桌上的羊皮手套，对着新一批上楼参观的客人重复那几句台词：“他是手套作坊老板的儿子，居所里充斥着皮革加工时散发的特殊臭气……”那一回，我站在楼梯口看着他演了三轮，每一轮都带着仿佛初次登台般新鲜而饱满的激情。
然而莎士比亚的一生，可供鲜活演绎的细节也许仅止于此——所有关于他经历的记述，都是粗线条的，语焉不详的。对那些发生在他本人身上的事件，莎学专家知道的，并不见得比这位演员 / 导游知道得更多。“倘若在发现莎士比亚的一部新剧和发现他的一张洗衣单之间任选其一，”安东尼·伯吉斯恨恨地在他为莎士比亚所作的传记中说道，“我们每次都会投票选他的脏衣服”，“每当莎士比亚在房地产或编写剧本以外做别的事情时，历史就‘啪’地一声合上了嘴。”
伯吉斯们之所以对莎士比亚的“脏衣服”如此渴望，其隐含的动机之一，是搜寻更多莎士比亚的私生活痕迹，把莎翁从一个宏伟而空洞的符号还原成一个鲜活丰满的人，进而捍卫“莎翁”对“莎剧”的所有权的合法性（尽管在这两者之间搭建更坚实的逻辑桥，还需要费很多材料）。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几乎从莎翁作古之后便受到反复质疑的命题，给双方辩友都提供了持久的学术饭碗，对提升“莎剧”这个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也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