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除了教古代汉语，还教经典导读；尤其是语言学概论，总共教了五六十轮。在武大国学班讲授《论语》，用的是杨伯峻先生的本子，时有学生就某词某句的不同解释提问。如《公冶长》“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有“我和你都不如他”及“我赞成你说的你不如他”两说。我想，若“与”理解为“赞成”，它能否带“女弗如也”这样复杂的宾语？我们所见“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吾与点也”，“与”的宾语都较简单。这是我撰作《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的缘起，没想到竟写了十几年！主要而不是零星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注解中国古籍，该书是迄今第一部。
经常听人说，研究中国古典，用中国固有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足矣，为何要用西方输入的语法学（即文法学）以及语言学理论呢？这不是崇洋媚外吗？对此，杨树达先生评论道：
故我所无者，整个系统之文法学耳，非无文法也。……若谓非我国固有即不必为，请问论者，出外亦乘火车汽车否乎？家居亦用电灯电话否乎？夫时代进步，吾人之治学亦当后胜于前，不能固步自封。必如论者之说，则吾人今日应茹毛饮血否乎？大抵科学之为术也，重理解，贵分析，而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故与科学不相容。
我注意到，反对在古籍整理时采用语法学等现代语言学方法的，大抵是不大懂这类方法的人；凡是懂的人，对此没有加以反对的。这是一个悖论，你不懂它，你说它不好，有什么根据呢？
我在撰作之前考虑，在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已经问世近半世纪的今日，如果这部书的水准较之后者不能有较大幅度提高，就没有多大意义。必须力争做到，在古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词句的考证上做得较以往注本更为精确可信。能做到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