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 百年激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明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这个时间确定,是从1917年胡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开始发表新诗算起。因此,今年的上海书展,借机设立了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同时就中国新诗百年举办了“世界诗歌论坛”。而此前,全国各地也已陆续举办过各种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研讨会、论坛及诗歌活动。“百年新诗”无可争议地成为2016年最火的热词之一。
失望与希望
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十五年之际,鲁迅就对当时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而鲁迅在留日时期写过《摩罗诗力说》,对诗曾寄予很高的期许:“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甚至以写新诗而著名的流沙河,也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
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我一直认为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一段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