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景云里寓所
■郜元宝
当代中国文学无论好坏，种类毕竟十分齐全，莺歌燕舞，愤世嫉俗，贴近当下，遥想往古，宇宙之大，苍蝇之微，远若“三体”，近如脐下，温柔富贵，凄凉绝望，平淡写实，“穿越”搞怪，凡此种种，无不有人拼命挥写，产量之高，冠绝全球，而读者苦矣，只能分流，各取所需，其中除床笫风光、宫帷秘辛，暴力描写或许最具看点，笔不涉暴力者，琼瑶之外，尚存几希？
而文学中暴力描写之研究也已颇为可观，理论话语更是五花八门，这里都暂且不表，只讲鲁迅如何描写暴力，尤其是身体暴力，看看能否作为一种参照或借鉴。
鲁迅作品（小说、散文诗、杂文）充斥暴力描写，这当然并非因为他喜欢暴力，或者立志将暴力描写当作吸引眼球的策略，只是因为他深知、痛感活在一个连抓可怜虫阿Q也要架起机关枪、“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九》），每天发生的暴力谁都无法回避。他甚至怀疑“所住的并非人间”（《华盖集续编·“死地”》）。《“死地”》写于1926年3月25日，写于4月1日的《记念刘和珍君》把“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又重说了一遍，并径直称这世界为“非人间”。1934年12月17日完成的《病后杂谈之余》也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所住的并非人间”、“非人间”、“不像活在人间”，是鲁迅对中国式暴力切实而沉重的感受，弥漫在他的写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