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翻译凡尔纳，也未必真喜欢其中想象，而是希望用文艺来科普，所谓“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就混淆了科幻与科学的区别。
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的《悲惨世界》更不像话，不仅只有8章，且绝大多数是自行创作。陈独秀说：“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雨果）左喇（左拉）之法兰西。”其实他可能压根就没读懂过。
鲁迅、苏曼殊、胡适等译者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懂法文，只能从其他语言转译而来，且带着求药的目的，以医治当时的“中国病”，因此随意篡改原文语境，无视法国文化的多元性。
过去100多年，法国文化曾几次在中国掀起高潮，以小仲马为始，到凡尔纳，到勒庞，到安德烈·纪德，乃至到萨特、加缪和波伏娃，法国文化不断创造着新概念，而这些概念又不断刷新了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世界，法国思想甚至成为中国创作的重要源头。
可以说，没有卢梭，就没有邹容、秋瑾（她曾自号“女界卢梭”）等，没有左拉，就没有李劼人，没有新小说，就没有马原。最奇妙的是，郭沫若从法国文化中找到了浪漫的根据，而巴金等则从法国文化中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根据，双方都自认为继承了法国文化的精髓，可他们却要彼此对骂一番。
显然，对法国文化创造力的激赏与对法国文化的误会，百余年来一直在持续。经历了革命，我们才知道原来法国思想家并不都赞同革命，也有《旧制度与大革命》《乌合之众》式的反思，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将中国传统政治定为“专制主义”，可他晚年修正此说的作品，却始终未译成中文。
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即使是被几代中国人奉为先驱的启蒙巨匠，我们的翻译依然不全面，倘使我们真的看到其思想全貌，难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曾经的激情与冲动，竟来自误读！可为什么非要到伤痕累累之后，才想到回望来时的路呢？
或者，世上本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正如没有百试百灵的解决方案，我们与未来之间并不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只需一抬手便能捅破它。思想的豁然开朗可能只是幻觉，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与释放，可抵达现实，则是另一回事。
翻译曾帮我们打开了视野，但也带给我们太多偏执，由此可证，优秀的翻译是多么重要，我们应时且粗糙了百余年，甚至已成一种传统，则傅雷翻译奖的存在，或可以抵消这种坏传统的继续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