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专访《华尔街日报》前记者谈百年变化和选择标准
美联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ary Pruitt，美联社由于其对东南亚渔业奴工现象的深入报道而获得新闻类“公共服务奖”。
今年是普利策奖创立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来，普利策奖一直是新闻业的标杆，与美国社会一同经历了战争硝烟、政治丑闻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影响力历久不衰。
《华尔街日报》前资深记者罗伊·J.小哈里斯（Roy J. Harris Jr.）曾出版《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Pulitzer’s Gold），他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揭露获奖报道背后喜怒哀乐的故事，还原新闻工作者报道过程中的艰难细节。为纪念普利策奖创立100年，该书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中文版曾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普利策奖的魅力何在？百年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早报记者为此专访了罗伊·J.小哈里斯。
“看门狗功能”让普利策青睐负面报道
东方早报：普利策奖成立一百年来，它的评选标准是否发生变化？
罗伊：普利策奖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1916年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的报纸并非致力于公共服务。
但100年来，判断新闻好坏、媒体是否为社会服务的原则没有变。
至于普利策奖的运作方式，百年来变化主要反映了时代变迁。奖项分类上有改变，增加了摄影、评论以及各种各样的报道形式来扩大获奖范围。同时，现在新闻的评选是由记者和编辑来定，以前是由白种男性编辑来定。
东方早报：为什么负面报道和揭丑新闻始终是普利策奖的主流倾向？
罗伊：美国媒体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看门狗”，即记者们竭力寻找差错和那些需要改正的东西。比如在美国，种族分歧一直是个大问题，媒体也一直在帮助不同的种族理解彼此，普利策奖曾授予这方面的新闻奖项。美国最好的新闻都聚焦负面内容，敲警钟是媒体的主要工作。
同时，公众服务奖有积极、正能量的一面。当有可怕的风暴或者灾难时，报纸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总的来说，好新闻常常是在纠正问题，同时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如帮助整顿环境、解释医疗进步、庆祝积极的社会变化等。
另外，《华盛顿邮报》记者金·魏嘉顿因报道了小提琴家约夏·贝尔在华盛顿地铁中演奏的新闻获奖，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告诉人们可能会忽略美好的事物。因为这篇获奖报道，我至今都很关注地铁里的音乐家。
扩增奖项对声誉有帮助
东方早报：你的《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一书揭示了很多新闻调查背后的故事，你是如何获得这些故事细节的？
罗伊：大多数信息是在和获奖记者及编辑聊天中获得的。我能找到仍然愿意讨论1937年获奖情况的记者,但是要覆盖100年，我也要去读很多文章。《编辑与出版人》（Editor and Publisher）杂志对我很有帮助。历年报道普利策奖获奖情况的报纸也很有用。同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以及保存了历年来普利策奖档案的图书馆也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真正让我的书与众不同的是记者和编辑们亲自说的话，以及普利策评选委员会对我说如何运作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