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师，沈从文看到学生走红，自然是欣慰的，而且，熟识汪曾祺走红的路径，并非一朝一夕，走过了数十年的路程，源头是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尤其是昆明的茶馆，见证了一位小说家的历程。
汪曾祺与沈从文合影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交集，始于西南联大。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沈从文任教该系，担任该系二年级课程，开设了“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或许可以说，从二年级开始，汪曾祺才正式成了沈从文的入室弟子。
当时，汪曾祺居住在昆明一条叫青云街的街道里，是沈从文租下的一幢楼道，住在一起的还有后来成了巴金夫人的陈蕴珍，陈当时正复习准备考学。
听了沈从文的课后，汪曾祺开始写小说。也就在这一年（1940年），汪曾祺与一班热爱文学的学生，在校园创办了《文聚》文学杂志，发表学生习作。沈从文在看了汪曾祺发表在《文聚》上的一些习作后，大为赞赏，并向朋友做了热情推介。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写到了汪曾祺，有着极大的期许：“……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几个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不知何故，汪曾祺却没能在联大毕业。有史料说，汪是因为体育、英语成绩不及格而拿不到毕业文凭的。
在过去了三十多年后，沈从文仍对汪没能拿到西南联大毕业文凭而耿耿于怀，在与亲友的书信往还中时有表露，只不过仍是语焉不详。1972年4月7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窦达因的信中写到：“近年写《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当年联大开除的学生，和上千搞写作的比较下，好学生可全落后了。”没拿到文凭自然就算不上是好学生了。1972年6月10日，沈从文在致张宗和的信中对此也有提及：“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张宗和是张兆和的大弟。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边在中学教书，边在沈从文指导下写小说。后去了上海，因为没有文凭，生活自然毫无章法可言。已经回到北平并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依然关心着汪曾祺，并继续替其介绍职业。1947年2月初，沈从文致函李霖灿、李晨岚等朋友，推介汪曾祺：“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沈从文一直高看汪曾祺，视其为朋友。李霖灿、李晨岚等时供职南京中央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时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馆长。其实当时，沈从文也受到了来自于不同阵营思潮的冲击，内心的震荡是空前的，仍心系学生，可见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刮目相看。
解放后，沈从文离开北大与文学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汪曾祺则来到北京，先是在市文联工作并在所属《说说唱唱》杂志任编辑，后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此间，汪开始京剧剧本的写作。
反右运动开始，汪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继续留在农科所做事，因擅绘事，被派往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此段应是汪一生中最为晦暗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