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已为人父的丰子恺踏上了开往日本的“山城丸”，开始他东渡扶桑求艺的旅程。
在这之前，他的艺术生涯已经在不经意间开启：他曾折服于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也曾临摹商务印书馆的《铅笔画临本》，后来又师从他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李叔同先生画炭笔石膏模型，踏上了艺术这条不可回头的路。可是，在一所专门培养图画音乐教员的专科师范学校教授西洋绘画之后，他对着一个写生用的青皮橘子黯然神伤，哀叹自己就像那个半生不熟的橘子，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绘画标本。
但到了日本，西洋画的盛况让丰子恺自觉做西洋画画家的梦想破灭，直到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竹久梦二的毛笔速写《梦二画集 春之卷》。丰子恺的目光停留在一页画面上，画的题目叫《同年级生》，画上两个妇人相遇于三轮车夫的车边，一妇人华贵雍容，一妇人贫寒窘迫，寥寥数笔间透露的世情和东方式的诗意让丰子恺着了迷。这一邂逅也是他艺术的转折点。之后，在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畔,教学之余，丰子恺在烟盒背面、备课本这些零星纸头上，用毛笔描下了“平常所萦心的琐事细故”，这是“子恺漫画”的初始。
人们最熟知的是漫画家丰子恺，但丰子恺远不是只有漫画家一个面相。作为“五四”时代璀璨星群中一个独到的个案，仅仅点赞是不够的，而是需要更细致地梳理，更认真地研究——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近年出现在地铁上、社区里。2015年末，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的传记《艺术的逃难》翻译出版，而2016年，更大规模的丰子恺作品即将面世——其中包括五十卷的《丰子恺全集》（海豚出版社），十卷的《丰子恺译作集》（浙江大学出版社）以及之前未见的零星著作。这些材料的出现是否也在呼唤对一位富有魅力的艺术家、学者更耐心的解读？
白杰明说：“丰子恺最大的成就，或许是在20世纪变幻无常的政治中始终保持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当许多人在艺术创作与政治活动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时，他没有完全被现实击溃，也不为历史所出卖。”他的总结切中肯綮。同样，台湾诗人杨牧的评语也十分精准，他说：“丰子恺确实是20世纪动乱的中国最坚毅笃定的文艺大师，在洪涛汹涌中，默默承受时代的灾难，从来不彷徨呐喊，不尖酸刻薄，却又于无声中批驳喧嚣的世俗，通过绘画和文学，创作和翻译，沉潜人类心灵的精极，揭发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无常和可贵。”艺术从来不是坦途，艺术家当如是。（撰文/李昶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