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的甲午》
历史一晃过去了两个甲子，120年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两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走向，一个由此加速进入了列强行列，开始脱亚入欧；另一个国家则显然偏向历史的另一方向，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急救。
时间如白驹过隙，饱尝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掰着手指数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期待着中国的强盛。如常所愿，今天的中国强大了许多，只是这时日本也并未衰落，相反在它经济低迷的现状下，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又开始大肆地聒噪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重述、探讨、纪念甲午海战显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时段，祝勇前往日本，为他正在创作的甲午战争纪录片，寻访日本遗址和史料。祝勇是散文家，同时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对甲午海战已经研究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角度新颖是务必要寻求的方向。日本之行，他们走访百年前与那场战争有关的许多遗迹，不管是一个个未开花的炮弹，还是一张刻有“定远”的办公桌，还是一场并不寻常的祭祀……在被忽略的遗迹后面，是一个国家历史真实的写照，就像那张刻有“定远”的办公桌，如今沉默地躺在一座寺院内，谁会在意这个办公桌曾经的主人就是“定远”号管带刘步蟾。
以小见大，通过一件事情、一个物体娓娓讲故事，这是祝勇最为熟悉的历史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当下中国对于甲午研究常常忽略的细节。如果能通过一个个的细节(遗迹)串起一个时代，那么，这的的确确是一次复活沉默遗迹的努力。
这样的努力，无论如何无法错过在日本具有特殊意义的“黑船祭”。
“黑船”，是日本人的说法，其实是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直抵日本江户湾的浦河港。日本近代史滥觞于此，如同晚清被英国舰队炮开了门户。这个在中国人看来有太多耻辱性的事件，日本人竟然祭以狂欢式的仪式，作为观察者的祝勇有太多的不解。他想探讨日本在近代如此顺利转向，何以日本在面对未动一发炮弹的“黑船”时，恐惧是当时日本民众的普遍反映，随之恐惧是迅速作出的选择，不仅心安理得地插上白旗，竟还有吉田松阴这样的青年要跟随军舰到美国去，为此不惜偷渡。
拍摄甲午，也是祝勇一次自我观念的洗礼，他不断否定自己惯常对日本的认识，就像否定关于“黑船祭”是“勿忘国耻”、“牢记历史”等简单的理解，他在书中谈到了“耻感文化”。他意识到，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观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他们的世界划分为有用的和没有用的。“黑船”带给日本人恐惧，但是也带给日本人希望，后来日本开始了他们熟悉的学习进程——全面学习西方。关于这一点，祝勇不惜笔墨写下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和李鸿章就全面学习的对话。
李鸿章说：“话虽如此，阁下对归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说：“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