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
不久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娜塔莉·波特曼带来了她根据《爱与黑暗的故事》编导的同名电影，我们有理由相信，原著要精彩得多。真正让这部小说伟大的，是书中对巴以关系的反思。
作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总是希望在小说家那里读到跌宕起伏的故事。不过，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却不愿意满足这类朴素的愿望，他从不尝试触碰种种难以企及的浪漫传奇，而总是书写普通人那平凡而微末的人生。正像奥兹自己说的，他笔下的世界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在奥兹最重要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生活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一个名叫胡尔达的基布兹（类似于中国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集体）等地的以色列人一一浮现出来，随之带来的更有犹太人在20世纪经历的那些苦涩与痛苦的岁月。对于以色列读者来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绝不是感伤的怀旧故事，而是将那些逝去的日子一点点从记忆中打捞上来，在心中将它们重新复活。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作家本人在40、50年代的耶路撒冷度过的童年岁月为主体，连带讲述其父母的家族在欧洲的历史以及自己成年后的经历，复原了一个犹太家庭在20世纪历史中的命运遭际。无论是父亲那来自俄国的克劳斯纳家族，还是母亲那来自波兰的穆斯曼家族，都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是欧洲文化最坚定的继承人和捍卫者。
奥兹的父亲熟练掌握十五、六种欧洲语言，是希伯来语文学的专家。母亲也会说五六种语言，对文学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耶路撒冷寻找栖身之所。他们从来没有喜欢过这座中东城市。在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学生的耶路撒冷，父亲始终无法在大学里找到教职，只能在图书馆管理员那琐碎的工作中浪费自己的才华。母亲漂亮、敏感，有着极深厚的文学修养，渴望着诗与远方式的浪漫，却在贫寒、枯燥的家庭琐事中耗尽了全部生存意志，在奥兹12岁那年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奶奶施罗密特的生活更是带有某种象征性。她第一眼看到耶路撒冷，就宣布这座亚洲城市充满了各种病菌。在此后的25年中，她始终与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每隔两三个小时就用消毒液打扫一遍房间。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是奶奶施罗密特，他们执意要把中东古城改造成欧洲的模样，将巴勒斯坦人视为病菌欲除之而后快，却使得自己每天高度紧张，家园也变成了囚笼。
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作家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成功地复原了那一代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窘而平凡的生活。当然，生活并不总是显露出残酷的面容，爱与友谊总能让人们在凄风苦雨中找到安慰。父亲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他像迎接新生儿那样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把书分送给邻居朋友，每天都跑到书店里打听新书的销量。当他发现自己的书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后，整天愁眉苦脸，向邻居扎黑先生抱怨天丧斯文、命运多舛。一星期后，父亲终于得意洋洋地宣布书店里的五本书都卖光了。可奥兹却不经意间在扎黑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了五本父亲的著作。扎黑先生向奥兹眨眨眼睛，若无其事地把那几本书放到抽屉里。再比如那个父子俩一起种菜的故事。父亲用裁纸刀开垦出小得可怜的一块土地，和奥兹一起种上西红柿、黄瓜和胡萝卜。可父子俩看着发芽后日渐枯萎的幼苗却完全束手无策。当父亲看到奥兹绝望地用眼药水给幼苗上“营养液”后，偷偷在夜里买回长好的植物种到地里。第二天一早，奥兹兴奋地发现那些“营养液”奏效了，可是原先种胡萝卜的地方却长出了西红柿！显然，奥兹总能在窘迫的生活中发现无数这类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使得《爱与黑暗的故事》虽然被沉重的气氛所笼罩，但读来却生趣盎然，并不会让人感到沉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