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公益组织发起人蒋好书称，自己做了十几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去了很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节庆是文化的象征，节庆一般都起源于信仰体系，并夹杂着大量的禁忌或者紧张，在这个紧张之后的释放，然后体现的狂欢，体现社会组织的一次训练，通过节庆可以表现出这个社会组织里面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其实这是很好的归训的过程。蒋好书说确实是过了20世纪之后整个世界体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基本上全世界都存在所有节庆世俗化的倾向，整个的信仰体系实际上在发生变化，但同时在真正的传承过程当中，不同文化的节庆元素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现混搭。我们要分析起来肯定是特别沉重的压力、特别大的环节越来越少，但是特别轻松的特别喜庆、特别欢乐的东西反倒越来越多，然后人们又往上增加了很多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
蒋好书认为，我们要理解节庆世俗化的规律，同时还要从中找到新的机会，比如，传统的神通过影视文艺作品对之进行“复活”，传统元素则可依靠设计进行重新演绎……而社区活动作为节庆不可替代的部分，则需要寻找各类方式进行再激活，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多学习一些节庆相关技能。
很多人肯定会抱怨我们不能向以前那样去体验节庆的快乐了，蒋好书说是因为以前的节庆首先要有个压抑才有快乐，我们现在都没有压抑了。
在以前存在资源短缺的问题，所以到过年有好吃的很开心，这是有一个对比。而当代的社会不存在有压力到放松的对比，也不存在从饥饿到吃饱的对比，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快乐感肯定会降低，但是却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蒋好书说，我们可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过年，比如说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人用英文来写对联，马伯庸老师曾经也转发过一个，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在用玩的心态来对待年俗。但专家的意见可能不一样，有的反对、有的支持。
蒋好书说，以前的节庆会有社区活动，比如大家一起玩龙。其实人都有社区活动的需求，但是我们现在的高楼大厦和网络反而把人给原子化了，你想出去招呼一个活动挺费劲的，你又不像以前那样非去不可，现在还得找个茬出去约别人，过节其实还是大家要约起来。蒋好书称，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每个地儿都有约起来一起干的事，有的地方泼水，有的地方玩龙，有的地方唱戏，各种各样的玩法，现在我们恰恰到了城市里面了，甚至说回乡过节的农民工大家都很孤独。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玩的冲动和机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