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读了路内的这本《慈悲》，恐怕心中仍会时时泛起疑问：为什么在我们的传统文明中，对道德寄予这么高的期望。
李泽厚先生曾把中国古代文明称为“泛伦理主义”，即用道德来解释一切——生活挫折了，因为坏人战胜了好人；时代幽暗了，因为小人遮蔽了君子；天下崩溃了，是因为佞臣打败了忠臣……总之，再复杂的现象，都能简化为善与恶。
但，道德真的可以作为终极尺度吗？
张灏先生曾将这种思维习惯斥为缺乏幽暗意识，当一代代哲人站在群峰之上指点江山时，他们忘了：人性中既有大善，也有大恶，那些曾建造出人间天堂的人，其实一样可以制造出人间地狱，而忽略了内心中的幽暗，我们就会一次次在天堂梦的蛊惑下，去重复罪恶。
张灏对士大夫的“淑世精神”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入，但他忽略了：读书人未必是承继传统的主体，如果没有无数代人民执着地在坚守着“好人梦”，所谓“泛伦理主义”，也只是空中楼阁，根本传不下去。
路内：《慈悲》
为什么我们这么渴望“好人”？从路内的《慈悲》中，颇可见端倪：
大饥荒中，小说主角水生的父母带着他和弟弟逃难，为了不一起被饿死，父母各带一个孩子，分手于歧路。母亲带着水生来到城里，却不幸死亡，叔叔收养了水生。
成年的水生进了化工厂——因生产苯酚和骨胶，这里臭得惊人，三分之一的工人退休不久便患癌死掉。在师傅呵护下，水生站稳了脚跟。化工厂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僵死、改革开放初的勃兴、股份制改造后的衰败。虽然每次都是翻天覆地，但基本运转规则却依然如故——掌控资源的人，天空总是更高，而对于芸芸众生，有尊严的活着，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时代肆意地涂改着水生们的命运，他们太微不足道，原以为靠技术、靠体力、靠实诚就能赢得做人的尊严，可事实是，不论怎样挣扎，他们永远是玩物，是大人物摆弄来摆弄去的棋子。
水生的师傅一生助人无数，到后来，却不得不长跪在办公室门口，只有患了骨癌，他才意识到：自己才是最需要帮助的可怜虫。相比于师傅，水生更有韧性，多少挫折，他都忍了下来。但笑到最后的依然是坏人，水生们只能咬住牙不哭出声来。
好在，晚年的水生终于发了一点财，领养来的女儿也上了大学。但，对水生来说，这又有什么用呢？人生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在给妻子骨灰盒下葬的路上，他意外地遇到了当年失散的弟弟，他竟然在大饥荒中活了下来，却连父亲被饿死的地方都想不起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人曾经活过，但他们又从没像人那样活过，从没有完整地品味过一个人理应品味到的那些东西。
弟弟也是挣扎地挺过了这一辈子，晚年当上了假和尚，可庙是假的，佛却是真的，在假戏真做中，水生的弟弟大彻大悟：面对尘世，唯有慈悲。
对于永远无法挣脱命运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慈悲更可贵？对于那些无法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中的人们，还有什么比慈悲更能抚慰心灵？没有慈悲，你将溺毙在那如潮的苦难中。
不是水生们天生驽钝，不是他们缺乏精神的高度，而是天空太低矮，除了内心的道德，他们还能向什么吁告和哀求？他们还能依靠什么？在猪的世界中，你只能努力去做一头猪。对猪来说，信仰是不必要的，天空也是不必要的，善良已是最遥远的彼岸。
显然，《慈悲》写的绝不仅仅是一家工厂，而是隐喻了一个时代，乃至一种文明的结构方式。在这个文明中，人很少被看成是不可动摇的、最根本的因素，只有得了利益的群体为了永远得利，或者那些没得到利益的群体为了颠覆秩序，他们才不约而同地把人搬出来做借口，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悲悯，始终不肯站在人本身的立场上去看问题。
一百个人的逝去，不是一乘以一百那么简单，因为每个一都不同，是水生+师傅+玉生+水生的弟弟……一直加下去，加到一百。一个人的死去，就是一个世界的熄灭，就是他全部的情感、爱、记忆、理想与惦念的幻灭，可问题是，当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生命都被轻易地抹去时，那么，连一百都成了小数字，一又算个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或者，每个在路上混丢了梦的人，每个被迫忘掉曾经自己的人，都该来看看这本小说。至于为什么，你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