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克林第一次开始骑自行车送外卖期间。我骑着车经过了格兰街一段崎岖不平的工业区，只为了给一个名叫‘高跟鞋’的脱衣舞俱乐部送一只蔬菜汉堡。那天晚上我为位于东威廉斯堡的一家素食店工作，接了许多俱乐部里脱衣舞娘的单。在俱乐部门口接餐的人不是脱衣舞娘，而是保安。我把纸袋交到他手中便又匆匆返回饭店，在我送货期间那里就已经又堆了三个单子了。
这份工作我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虽然也没人特别在乎，只要我能做到按时接班。作为在布鲁克林北部甚至没有喘息机会地往返于饭店与客户之间的快递员之一，我并不受制于任何人。
对于在接收端的客户来说，通过app构成的劳动网络似乎并不可见。“欢迎来到纽约。从此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爱你。”这是一则最近公司在地铁上打出的广告。但问题是，究竟谁又是“我们”呢？从他们的平台上收到的每个来自饭店的外卖单？但是这也取决于饭店的协调交货才行。在许多情况下，把食物带到顾客的门前的“妈妈们”也并非正式受雇于饭店或是任何人。
“考虑到送外卖这个工作既危险又不讨喜，所以它又是最有利可图的。一个外卖员告诉我，仅11月里的一个暴雪天他就赚了300刀。”
我2014年夏天搬去了纽约，没有工作、没有计划地一身轻地去了这个大都市。我室友建议我去跟一个外卖员聊聊。这兄弟让我给一个名叫Mike的人发信息，就说我在找送外卖的工作。“可以”，这个叫Mike的人回我。“我会把你加到名单里。”于是只要有轮班，Mike就会给他手下所有的外卖小哥发短信，谁先回复谁先得。Mike跟北布鲁克林的一些饭店都有合作，而且是现金交易。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姓什么，而且给他干了两个星期后才见到他本人。
给他手底下做的第一个星期里我得到了一次轮班，为一个披萨店还有少数几个不同的地铁站送单。这个班差不多每班都在4到6个小时左右，饭店会直接支付我20到40刀的基本工资加上app里的小费。App小费会在每晚结束或是每单结束时支付并取现。通常经理或是饭店老板会当面来给我结算，仔细检查打印出的收据，把每单的小费加起来，然后依次付清。如果赶上轮班快结束的时候我还正在送外卖的路上，他们就会自己把app小费统计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收到的钱会与实际收据上显示的不符，虽然我从其他外卖员那里听说有一些外卖，app是会扣缴收据的，这样剩下的小费自然就会少一些。
“我想过如果我在送外卖的路上被公交车撞了会怎么样。这就是零工经济的生存现状。”
我送外卖最棒的一晚就是给脱衣舞俱乐部送餐的那晚。筋疲力尽的4个小时后我得到了将近90刀。有时候，当天气特别好时，我就会少赚30刀。送外卖的工作既危险又不讨喜，所以它又是最有利可图的。一个外卖员告诉我，仅11月里的一个暴雪天他就赚了300刀。
我跟纽约许多其他外卖员聊时，他们都说在这种结构松散的工作模式下，像Mike这样雇主特别常见，尤其在布鲁克林。曼哈顿的饭店都会直接雇佣外卖工。派单员看起来是中年人，但事实上他们个个都像律师一样会据理力争。跟饭店交涉更好的费用，如果觉得饭店在非法抽取他们的app小费，他们也会直接跟饭店对峙。
Mike既不知道我的全名也不知道我的紧急联系人。我甚至在想如果我送外卖的时候被车撞了会怎样。这就是零工经济的生存现状。
“App也许是可以增加外卖工作，但是每单的报酬却在下降。”
根据纽约市立大学墨菲研究所的Sarah Hughes所说，这种“临时性的工作”或者说“app经济”其实就是冠上了个新名字的旧酒装新壶。”雇主们一直在在寻找合适的方法来找这种独立合同工，而且无需提供福利也不受法律保护。“科技给了这个老问题一个新的舞台。”Hughes说，“但是从资本关系上来讲，其根本并没有发生改变。”
Seamless只是用一张新面孔提供一项旧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说是改变了消费者过去所设想的以及与快递员之间互动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小费的形式。Seamless公关总监Sandra Glading说她认为这个app已经“对小费文化产生了影响，”但是每个与我交谈的外卖员都觉得通过这种匿名的仅仅靠按键给小费的方式似乎反而助长了消费者把他们该给的那部分小费节省了下来。而像Seamless以及类似的其他app或许会让外卖工作有所增加，但是每个外卖员的报酬却反而在下降。
我对风险以及工资波动的容忍程度决定了我是胜任不了送外卖的工作的。6周以后，我在一家提供健康保险的非盈利机构找到了一份拿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当我给Mike发短信说我不干了，他也只是如当初我第一次发短信给他求一份工作时那般，回了一个“可以，谢谢”而已。好聚好散，仍然有其他奔赴在去往布鲁克林脱衣舞俱乐部路上送蔬菜汉堡的外卖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