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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需要的是帮助 不是监狱

仪式抵抗 2016-05-22 13:10:08

这些孩子需要的是帮助 不是监狱

如果让我说在我与少年犯以及他们的家人在一起的5年里,我所学到的一件事,那就是实际中存在的案例永远要比文件上记录的多一个。

作为Albert Cobarrubias正义工程的主持者,我在家乡圣何塞帮助一些家庭,为他们所爱的家人进行法律辩护。我们在法庭内,通过对受审人的生活进行更完整的展现,包括他们与社区间的关系,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的期待和梦想。

换句话说,我的工作就是在官方的说法上,再加上被告人的真实故事。

后来,我的工作重心放在了那些在成人法庭上被起诉的未成年人你身上,即人们所知的名叫“直接归档”的法律程序。在这一程序中,法律赋予这检察官,而非法官,有判定未年人案件是否转到成人法庭审理的权力。

而对于未成年人本人,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监禁时间和伴随终身的案底。他们永远都会被贴上犯罪的标签。这也意味着,只要他们一到18岁,就可以立即从少管所转到成人监狱。

加州从2000年投票通过《黑帮暴力及预防青少年犯罪》的21号提案,便开始实行这种政策。是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大众媒体创造的“暴力恶煞”癔病煽动下,以及政客们“严厉打击犯罪”(尤其对有色人种)的政策呼吁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通过一系列有关年轻人犯罪法律的浪潮。

如今,加州是包括华府,和佛罗里达(数字上的最大元凶)在内的16个实行“直接归档”程序的州之一。这种程序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它拒绝了给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而且有色人种的年轻人受到的影响与白人相比也是不成比例的。在贫穷的乡下地区这种程序也使用的更为频繁。

这些孩子需要的是帮助 不是监狱

加州选民们也许有望在今年11月时结束这一法案。州长杰瑞•布朗支持下的“2016年公共安全和康复法案”会取消检察官对直归档的判定权力。并把未成年人案件中的举证责任转给起诉方,而非原来的被告方。还会给予某些非暴力重刑罪犯提前释放的资格。

但这项措施受到受害者权益保护组织和加州检察官协会的反对,并在十一月的投票中提起要求停止此项措施的诉讼。此项诉讼最近由加州最高法院重审,假设被驳回,就等于在十一月投票中为此项措施的通过清理了路障。

据加州司法部知,仅2014年就有约474个加州未成年人以成年人标准被授理,近500个孩子生命中重要的人生阶段也许就要葬送在监狱里。

通过我在圣克拉拉县的工作,我对他们的案件已经非常熟悉。

约瑟夫·迈尔斯

去年,在一个周日下午的例会上,我结识了卡萝和克莱格这对夫妇。他们17岁的儿子约瑟夫一星期前被逮捕。我们初次见面时,他们从儿子被抓就一直无法跟儿子联系。除了警方的诸多要求外,就没有收到过任何有关儿子的消息。

这些孩子需要的是帮助 不是监狱

卡萝拿着儿子的照片

一个特殊教育学生经常会因发展迟缓而受到各种奚落与嘲笑,约瑟夫的父母形容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好相处、有礼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他喜欢上学,喜欢运动,还是高中篮球队的队长。他还一直与他的一位老师组成志愿小组给圣塞西的流浪汉们分发食物和毯子。

不用说,人们很难把这样一个好孩子跟一系列的抢劫案联系到一起。因为对他的控诉包括装备武器,所以他面临的将是54年的监狱刑期。

现在已经18岁的约瑟夫最近才在少管所中结束了高中的课程。他一毕业,便被转移到了圣克拉拉县监狱,在那里等待他的将是对他案件的审理。夫妇两个对法庭会给他们一路拉扯大的爱子减刑也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杰·巴斯克斯

杰16岁,也就是差不多两年前被逮捕并被控两项重大身体伤害罪。

这些孩子需要的是帮助 不是监狱

母亲珍妮·巴斯克斯拿着16岁时便最终以成年人标准逮捕的儿子的照片。

珍妮形容他是她见过的最有礼貌的孩子,一个爱学校,受老师们喜欢的快乐的孩子。

然而杰年轻的生命也充满了创伤。在他被捕的两年前,当时只有14岁的杰,经历了父亲自杀的噩耗。在那以后,珍妮说他就开始变得疏离,行为也表现得有些自暴自弃,并开始自我麻醉。当珍妮试图阻止儿子用酒精和毒品麻痹自己,杰对她说,“这样才可以让他忘记”父亲自杀的事实。

如今,杰已经18岁,仍然在等待着案子解决。最近他从少管所转到了成人监狱,珍妮说他很难适应那里的环境,但是他却要在里面待12年。

“杰依然拥有很有潜力、很光明的未来在等他。”珍妮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就这样了此一生,她对儿子会被减刑仍然保持希望。

克里斯汀·科泰罗

克里斯汀因携武器谋杀未遂而按成年人标准逮捕和控诉时才只有14岁。从这些严重的指控来看,的确很容易让人觉得克里斯汀理应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但像大多数案件一样,他的故事也不只这些。

这些孩子需要的是帮助 不是监狱

就在他满14岁被捕前不久,克里斯汀·科泰罗与母亲在中学毕业典礼上。

克里斯汀生在一个并不算好的家庭里,但在某些方面,他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哥哥卡洛斯因母亲遗传,生来便带有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母亲Veronica Haro在怀孕时被丈夫虐待,而1999年,生克里斯汀的两年前,他们举家从墨西哥搬到美国时,丈夫的虐待也愈发变本加厉。

2002年,Veronica与丈夫分居,但他对她的虐待却并没有终止,甚至在她与孩子们搬到临时避难所里也未能躲避丈夫的一再就餐。最后,Veronica找到了唯一一处她尚且负担的了的住所,位于圣何塞东部一个黑帮活动频繁的地方,Valley Palms。Veronica迫于生计不得不打两份工,孩子们也只能长时间的无人看管。

祸因也早早地埋下伏笔。克里斯汀12岁时跟一帮人混在一起,也最终导致他后来2年的监禁。

我们刚介入这一案件时,克里斯汀的律师告诉我们最乐观的情况也得18年的刑期。但是在我们的帮助下,克里斯汀的辩护团队得以对他的生活背景作进一步的阐述。了解了这些情况house,检察官最终判了克里斯汀9年的刑期,他接受了。

大多数人都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克里斯汀、杰、约瑟夫这样的孩子还值得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考虑到公共安全和再犯的几率,人们有这样的想法也可以理解。但我是要强调的是,想要实现真正的安全,司法体制不应该是在他们犯了错时,只是采取惩罚的手段。而是应该通过给这些有过创伤的孩子们他们真正所需要的“治疗”,从核心上解决青少年犯罪。只有这样做,实现真正的安全才指日可待。

不端不装,这里只讲述小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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