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每天清晨，很多人例牌地躲在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纽约公寓的门口，等待她外出。然后偷偷根据她的衣着打扮、手袋饰物寻找时代潮流的风向标和灵感。我们时代最大的错误是将时尚看成是先锋和前卫——在黄伟文的歌词中找到香港潮湿的亚热带都市风华，在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中找到小资的存在主义依据，等等。或者应该说，这个时代的可悲之处，是它只能在好莱坞和娱乐中找到一点点残余的前卫。
Taylor Swift
如果说大众的品味是容易满足的，那么学院中的教授或艺术家的品味也并不高明到什么地方。美国媒体名人Camille Paglia教授，耶鲁大学博士，自称已经取代了文化批评家桑塔格（Sontag）的地位，她的先锋姿态是通过解读流行文化得出时尚的前卫意义。记得她曾对比过麦当娜和Lady Gaga的差别，认为Lady Gaga的形象苍白萎缩，姿势笨拙，如同发育未完善的少年。相对奶奶级别的百变麦当娜，Lady Gaga仍旧火候未够。我想，Camille Paglia的喜好是否只是反映了她过时的怀旧品味而已？无论麦当娜还是Lady Gaga，不过是媒体工业生产出来的循规蹈矩的产品，她们的差别只是如同投射屏幕和液晶屏幕的差别一样。在她们身上寻找女性主义的意味是荒谬的。
Lady Gaga
我时常惊奇，在西方死水一样波澜不惊的平静生活中，如何会有艺术？在温室一样的社会中长大的西方人，如何会明白极端的痛、爱、绝望和希望？在缓慢的老年型的环境中生活，如何明白激情、思想、先锋和前卫？事实上，在西方，前卫和先锋已经成为被污名化。前卫是电视上循规蹈矩的朋克吗？Lady Gaga的猪肉着装前锋吗？这些无足轻重的浮光掠影日益成为人们所理解的前卫和先锋，人们已经无暇，或者没有机会感受真正精神性的先锋。
Tori Amos
而且，我日益明白，在西方平静、单调和机械的生活中，激情和先锋是一种过气的情绪和感受，一种爷爷辈分的落伍表达。刚到西方，我发现自己和西方产生深深的代沟。作为一个八十后出生的人，我已经觉得自己是老气横秋的落伍者。我发现人文学院已经没有人阅读上个世纪的思想，或者读了也读不进去。我们似乎在读两本不同的书。在人文学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庸精致的情趣主义，一种雅痞一样的轻文艺路线：沾沾自喜的史料堆砌、史料发现和收藏癖一样的细节罗列，等等。这导致了一种误解，让人以为历史、知识、百科全书就是艺术和思想。人们旅游西方，通常误认为那些柔和文雅的居家情调就是艺术，以为随便在任何已经被“绅士化”的街头拍摄书店、咖啡馆、博物馆、碟铺、学术厅就是艺术，以为听着Tori Amos或Andrew Bird这样的“边缘”歌手就是一种先锋。甚至，人们很难判断坐在星巴克中究竟是文艺还是媚俗？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思想、感受、鉴赏、判断。人们已经无法明白美、思想和艺术是什么？
Andrew Bird
西方的学术、文化和艺术基本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鉴赏能力和感受能力。在人文学院中，一个教授最在乎的并不是思想，因为这是他唯一不具备的东西。他在乎的是头衔、兼职、权威、地位。在课堂中，他并不需要什么民主的激情讨论，而是喜欢看到学生敬畏、紧张和惊恐的表情。他喜欢卖弄各种绯闻，但不会深入到思想。在这种思想已死的学术环境中，每个人都在挖史料，在挖掘小情趣、在挖掘名人绯闻，这是一种平面的、单调的匠人工作，但却能够将你推向成功，因为你的评委和同行也是一大堆不懂思想，不需要思想的职业主义者。
Tom Waits
在行尸走肉一样的职业主义文化环境中，越来越多平庸地存活下来的老人被捧成大师；媒体在日日夜夜怀念这个纪念那个死去的大师。这与国内不分青红皂白地拜西方大师和占据山头有得一拼；这和现在香港电影衰弱后二三流过气明星开始走红是一样道理的。没有人读过、看过、思考过这些大师做过什么，或根本不需理会。假如那些受宠若惊的大师，那些靠着积累资格而走红庸人还有什么良知的话，那么在夜深人静时他们或许难以压抑不安的空虚。
桑塔格
我怀念西方二十世纪那些黄金一样的自由年代，我深知那个时代或许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或许是一种乌托邦一样的渴望。我曾偶尔看到Tom Waits被采访的好几个视频上，有好几次在抽烟着烟或酒后进行，这与造作拘谨的雅痞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一个高清时代前的时代，我们在米勒的《北回归线》，在桑塔格的《拒绝阐释》中还可以读到这种冲劲，那种不顾藩篱的奔放写作。非常讽刺的是，在高清屏幕时代，任何滋润着前卫的那些抑郁、朦胧、动荡、焦虑、激情、思考、美、感受已经被驱除，而被无限放大的是裹尸布一样的苍白，一种强迫症般无意义地重复着的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