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光
陶光，原名光第，字重华，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清朝端方后人。张充和在文中回忆陶光，说端方应是他的曾祖辈，说他因陶斋（端方之号）而姓陶，但他从不提及家事（《张充和诗文集》）。陶光于抗战时期任教于云南大学，嗜好昆曲，曾得红豆馆主傅侗亲授。汪曾祺记录他是张充和的追求者，但属于“单相思”。1948年，陶光受邀去了台湾，进入师范学院任教，后又辞职，于1952年冬意外死亡，年仅四十。遗未刊诗集一部，寄给了远在美国的张充和。
张充和与陶光最早相识于1935年在清华大学成立的曲社谷音社，张充和的大弟张宗和在该校读历史系，与陶光是同学。
张充和说当时他们中间以陶光的嗓子为好，喜欢唱《长生殿》里的《武陵花》，不管有没有笛子，可以闭着眼睛唱，有一次在云南大观楼，他们一班曲友就趁着陶光陶醉唱曲时溜掉了。张充和说陶光说话直来直去，未免使人感到“其狂亦狷”。陶光说张充和“词不如字，字不如曲”，十多年后，张充和自觉承认并铭记。
在张充和与张宗和多年的通信中多有提到陶光，对他的意外去世，唏嘘之余更多的是感慨人心不古、人世沧桑。
1972年6月30日，张充和致信宗和：“此信专为谈谈我所知道的陶光的生前身后事。陶去台时在师范大学任教，性格比前更耿直，不会迎合当局，不理同事，可是学生们都说他书教得好，也有真货。学校当局为了要安插一个不相干的，便把陶光解聘了。他的太太（滇剧名角）亦与他离别，竟一去不回。据说是他们吵了架……但陶某亦是硬骨头，又下不去面子，于是从此就不见面了。……后来他更是穷愁潦倒，也不去求人，把工作丢了，也不去找事。据老苏说家中连稀饭都没有。后来出外散步便倒在小桥上死了。陶某死了十年，我亦没想起要做诗，一听到这种种惨事，便成了三首诗一首词。请你指正。他从不给我写信，只是死前一月寄来一本诗集、一本词集。所以我说‘信有故人成饿殍，忍听新贵说怜才’。下句也是事实。”
1972年7月27日，张宗和致信四姐充和：“六月三十日述陶某死事，甚为惨，为他难过了几天，当即将你信札抄寄华粹深，已得他回信。……关于陶某我还有他在昆明和刚到台湾时给我的几封信和诗词，但不知在那个箱子底下，等我找出来后再抄寄给你。……陶某在昆明云大时，和我同住‘映秋院’楼下，朝夕相处。翠湖堤畔，面馆，小咖啡馆，经常有我们的踪影。后来凤竹到昆明后，我们住在桂花巷时，他是我们家的座上客。不过遇到我和凤竹吵架时，不但吃不到饭，还要饿着肚子来劝架。那时生活已渐困难，吃一碗猪脚面已不容易了。从我脱离云大后就和他分开了。胜利后他到台湾，也没有到苏州来。解放前他还有信来，解放后即不通信了。……”
1972年8月13日，张充和致信大弟宗和：“得七月二十七日信（昨日八月十二日），死了多年的陶某忽然引起老朋友们泪水，都因音讯阻隔，虽是陈事，也还是伤心动人。盖棺论定，陶某之脾气越来越怪（一般不懂他的人是这么说），却也真是不会理解种种恶习的社会使然。他之所以被开掉，不回头不低头，不屈服，饿死也不阿谀社会。当初携妻到台，因为云大不能容他太太，他觉得还是换个绝不同的环境，不知易地不易境……关于许世瑛、华粹深的推测不无有因，听到陶光的旧学生亦有微词。此事不必再提，提了伤活人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