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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立雪记(1)

2016-10-23 11:01:54      参与评论()人

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在“谨身修行”上,不敢说程应镠先生道德人格让我提升了多少高度;但在学术上,他对我去妄纠弊的“范俗”影响不言自明。在这层意思上,没有先生的培养,就没有作为人文学者的今日之我。

程应镠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寓所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至今令过来人顿生感慨而不胜怀想。那时,“十年浩劫”噩梦乍醒,改革开放大闸初启,万物复苏、人心思治,无不以为中国从此永别“文革”式苦难,诸多愿景似乎都有望实现。当时流行一句时髦口号,叫做“把耽误的十年夺回来”。现在想想,未免自欺欺人,有谁真把那“耽误的十年”夺回来的!

但1978年初,即将成为我业师的程应镠先生却真诚地怀抱着这种感奋,他有诗说:“改地戡天兴未艾,看花跃马互争妍。”后句自注:“时上海高考初放榜。”这年他六十二岁。正是借着1977年高考的机运因缘,一月之后,已入而立之年的我,考入了大学,而后成为程门弟子,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路向。如今,当年立雪程门的情境印象,有的已经模糊,有的依然清晰。值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也早过了他当时的年岁,杂乱记些琐忆,权作头白门生对受业师尊的无尽追念。

我进上海师大时,校名仍沿袭“文革”时的叫法,原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等五校都归在这一校名下。当年4月,上海师院便恢复了建制(六年后又“升格”大学)。先生为我们七七届上过两门课,首先是大一基础课“中国历史文选”,其次是大三选修课“魏晋南北朝史”。我所在大学并非名校(我常戏称出身三流大学),当时历史系唯一的中国古代史教授就是先生。他刚“复出”(这个染上时代色彩的政治词汇,意指原任领导职务者有待于重新任命),岁末出任系第一副主任,系主任魏建猷先生身体欠佳,具体系务由先生主持。当时,历史系“百废待兴”,先生无疑将七七届教学视为大事,亲授“历史文选”。

先生讲历史文选的细节已无多记忆,只记得好几次兴致勃勃说起标校《宋史》的旧事。从这类旁逸的花絮,约略知道他是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的主要决审者,还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前一百八十九卷定稿,并推动了《文献通考》的整理。先生还说起,系里已把宋史定为今后发展方向,这将是大可用武的领域。这些不经意的言谈,在我的心上漾起了涟漪:对古代文史尽管饶有兴趣,却从未定过主攻方向,何不选择本系最具空间的宋史呢?

我素来怯于与人交往,但为学宋史,终于在一次课后,鼓起勇气叫住先生,请益如何学宋史。这是与先生第一次当面交谈,时间约在1978年4、5月间,地点在系办公楼前葱茏如盖的梧桐树下。他说,当年在西南联大听张荫麟先生讲宋史,指定参考书就是《宋史纪事本末》,你不妨也由此入手,先了解大概,接着读《宋史》,再读《长编》。他还对我说,他只是校点了《宋史》,材料熟些,还缺乏全面研究,已故张家驹先生才是宋史专家。

这次谈话,对我走上宋史研究之路至关重要。大二那年,基本上读完了《宋史》。其间发现标点本《宋史》仍有当校失校处,也向先生说起过。先生颔首道,读书就应该仔细,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嘱我把问题记下来,以便今后修订。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